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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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第十三篇 书山有径 学海无涯——我的“大学”

罗家显然是很富裕的，那个院落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年幼的我跟着哥哥姐姐们在那里像野马般的奔跑，院落中主要是各种各样的果树琳琅满目。我第一次见到留声机也是在罗家，那是一个手摇式的机械留声机，当罗家小姐姐放上唱片摇动手柄把磁针放上去时，美妙悦耳的音乐便出来了，多年之后我都还在好奇那声音是从那个盒子中的什么地方出来的。家境虽然富有，但无论从罗家长者还是几位哥哥姐姐身上，一点也感觉不出骄奢，他们平和得让我这个城市平民的子女与他们亲密无间。

三位哥哥姐姐言谈举止行为处事表现出传统知识分子那种良好的家庭教养，特别是他们的知识，他们尽管只比我大几岁，但却让人感到好像是知道和懂得的东西很多，四川音乐学院就是我通过他们的讲解认识的第一所大学，在他们的带领下多次在四川音乐学院的游玩，除了讲授音乐学院的大学生学习外，顺便也给我讲到了例如四川大学这样的学科较多规模较大的大学，在他们的讲解介绍下我初步懂得了大学是何物。

也许是缘分吧，那三位哥哥姐姐后来与我也颇有交集，年长的哥哥后来考起北京钢铁学院，毕业之后分配到我后来生活和读书的成都工学院工作，那位只比我大两三岁的小哥哥后来是成都七中高64级的学长，而那位颇有艺术天才的小姐姐考入了就在音专对门的四川川剧学校。这样我们与罗家的交往从上世纪50代延续到了60 、70年代。但从上世纪50年代后半叶起，罗家的情况便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有了令人难以想象也很遗憾的改变。

先是公私合营，听说他们的很多工厂商店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了，后来也许是因为罗家的资产较多，他们被当作大资本家来对待了，好在没有“不法”二字。那个院落从公私合营的1956年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去过。他们全家人包括我所喜欢的三位哥哥姐姐都变得十分小心谨慎，我们两家虽然还是有交往，但似乎也好像隔着一点什么东西一样，变得分外客气了。那个给我在少年时代留下美好印象的大院落，后来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我还刻意的去了两次。

一次应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的1968年吧，我在成都七中的一位比较熟悉的同学也是朋友让我到他家中去玩，去了才知道就是那个院落，仅管院落的整体状况变化不大，但那座小洋楼却是已由很多户人家在居住，我的同学朋友便是其中一户。再有一次大约是2000年左右吧，我到四川音乐学院旁边的那条乐器一条街为我的女儿选购钢琴，也再次到了这所院落的门外，只是不知何故当时已不能入内，只是隔着大门看了一看，旧地重游让人感慨不已。

罗家是我少年时代认识的有钱人，也就是后来所说的资本家，与他们的交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印象肯定是良好的美妙的。多年之后，当我在接受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时，听到教育者讲解资本家剥削压榨欺辱穷人时，脑海中总要浮现出当年罗家的境况，很难把罗家与讲授中的资本家联系起来，特别是与几位哥哥姐姐的友谊使我实在不能把他们特别是他们的父亲也就是罗家长者当做万恶的资本家和资本家子女，他们身上我不是看到的有钱人，感受到的是知识分子的睿智博学聪慧与善良的美德。

后来在读那本对我有很大影响的《政治经济学简论》时，读到了劳动创造价值，读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读到了资本的罪恶，但实际中很多事情却很难理解。比如我的父亲，抗战时从安徽与他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姑姑逃难到了四川，入川不久后姐姐即撤手人寰，罗家长者收留了孤苦伶仃的他，让他在店铺上做学徒谋得生活，最后还将我的母亲说合于他，这之中人与人的实际关系是很难用一种理论或者学说来解释的。

几乎是与罗家三兄妹交往的同时，在光华街邻居一位大哥哥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我都还记得起他的姓名，他姓宋名字叫宋良友，大概比我大七八岁，在光华街的街面上，他家与我紧邻，我母亲自产一些拖帕在临街的铺面上销售，他们家也做一些类似的手工业产品自产自销。这位良友大哥哥于我来讲不仅是良友更多的像师长一般，他应该是我接受到科技知识的第一位社会大学的老师，是他让我认识到了宇宙的浩瀚。

这位良友大哥哥对我这个小兄弟十分的友好，他在看到我喂的小白兔因为没有吃的而采摘街边的槐树叶喂养时，会带着我从南大街走过老南门大桥到大概是今天桨洗街的位置去采摘野菜野草，那个地方当年还是农田。他看到我们这些小娃娃当年喜欢收集糖果的包装纸，特别是把冠生园的高级糖果包装纸视为珍品，他知道北门火车站会有过往的旅客有这些高级糖果，他会自己花两分钱坐公共汽车带着我去北门火车站，而我因为年龄小个子不高而享受免票。

但是真正让我觉得他是我的“大学”老师的，是有一天下午他给我讲了宇宙特别是太阳。我记得那确实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和他就坐在家门口的街沿上，听他给我讲述宇宙。对一个只有七八岁的孩童来讲，宇宙似乎太浩瀚太大了，似懂非懂的我没有明白宇宙是什么，但他关于太阳的一段描述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甚至有些恐怖和担心的印象，他给我讲太阳那是一个燃烧的火球，他特别强调总有一天这个火球会燃烧至尽，这时我们地球上就只有黑夜没有白天了，没有明白宇宙科学的我，对太阳将要燃烧至尽十分担心，在从那开始的少年的多年时间中，这个太阳要燃尽的担心一直是我的梦寐。

让我真正近距离认识和了解大学是从1956年开始的，那一年我的母亲参加了工作，开始了她能顶半边天的工作生涯。我母亲参加工作的单位叫四川大学消费合作社，位置就在当年四川大学的女生院旁，严格的说这是一个性质比较微妙的商业单位，它既不是当年的国营商店，也不是当年还有的私营商店，它与遍布全国农村的供销合作社有着曲工同异之处，其实就是出自同一个楷模。我的母亲被招聘时，刚怀上我的小妹，多年之后让她比较自豪和高兴之处是，她被招工时没有向有关方面说她怀孕了，因为按当时招工的情况，怀孕的妇女是不会被招工的。

用一点篇幅来说说当年城市里边的消费合作社与农村里的供销合作社。比较巧的是10多年后我从农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招工回城的单位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它的另一个名称就是成都市金牛区供销合作社。好像最近几年在市场经济中已经淡出多年的供销社在逐步的重出江湖，有舆论认为这是让计划经济重新发挥作用的迹象与先兆。其实最早的供销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并不是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它们并不是国营企业，而是一种类似于股份制的集体企业，只是后来城市里边的消费合作社让国营商业整编了，在农村中的供销合作社成了农村一枝独大的国营商业。

供销合作社以及和它同枝的消费合作社，都不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而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舶来品，我们不把历史扯远了，就说说新中国成立之后供销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的发展吧。这两种商业机制在解放初期就有了，在农村发展得更早些，伴随着农业合作化的运动，中国农村的供销合作社便遍地开花了，它逐步主宰了农村的供销。当初基层的供销合作社确是一个农民持有“股份”的集体企业，我1971年被招工到成都市金牛区石羊供销社工作时，便曾经看到当地的老农民手持入社证书来询问分红派息之事。尽管它是集体所有制企业，但在计划经济时期一直主宰着农村的商业贸易供销，1958年开始伴随着农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转为人民公社后，供销社也逐步转变成为国营的商业，城市里的消费合作社也是与它相仿的。

我母亲1956年上半年被招聘到四川大学消费合作社工作，从那个时候起我便开始出入于四川大学，算是近距离的观察大学了，特别是母亲在下半年生下我的小妹后，把我小妹和只有三岁的兄弟托付给四川大学一位我们后来称为范爸爸的炊事员家中，由一位我们称为林妈妈的家庭主妇管理，这样我就几乎每周都会在周末到四川大学去看望我的母亲以及两个弟妹了。

当时范家住在培根路的四川大学十四宿舍，那是川大很大的一个教职员工宿舍之一，周末一般我是先到十四宿舍看看兄弟和妹妹，然后再进入川大去看望我的母亲，这样我就成了四川大学一个每周必到的客人，每周都会在它庞大的校园中晃荡了。这样的每周必到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多，直到1958年的新学期开学之时，我才由城中的陕西街小学转学到了当时称之为望江楼小学的川大附小，住家也由城中的光华街迁到了川大十四宿舍与范家毗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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