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十三篇 书山有径 学海无涯——我的“大学”
范姐姐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十分善解人意的大姐，她待人和蔼可亲使人很愿意与她亲近，而让人感到最珍贵的是她的纯浄，这种纯净不仅是外在的更多是心灵的，几十年过去了到现在回悟起她当年的很多细节，使人领悟到陈佩斯曾经说到的“我是一个干净的人”的真正含义。她当年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就事论事责无旁骛的认真努力做好，在做事情的时候好像从来没有考虑到事情与自己的关系。
记忆中使人最有感悟的是1966年12月，我和成都七中的几位同学大串连到了重庆，专程到北碚西南农业学院去看她，没有想到一进校门还没有等到我们去找她，就看见她正在学校的接待站给来西南农业学院串连的同学们讲解重庆及西农的文化大革命，作为观点是保守派的范姐姐，显然是按照党组织的布置完成她的工作，而那个时候她的组织的领导也许已经被批斗得体无完肤了。
范姐姐从西南农业学院毕业后，也分配在成都市金牛区工作，在茶店子的金牛区委农工部，这样让我也就和她有很多接触机会，我每次到区委财贸部去办事，都会到区委农工部她那里去聊上两句，与其说是有具体的事情要聊，还不如说是在当年那种压抑得使人窒息的大环境中，到她那里去得到一些宁静。
范姐姐后来与家也在川大也是我们成都七中校友的高64级的蒋哥哥结了婚，蒋哥哥学习成绩优异，1964年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大学，我记得我参加1978年高考时，为了能完成高考题目中的高等数学选择题而专程向蒋哥哥请教过某个微分方程的求解。比较巧合的是这位蒋哥哥的兄弟是我们高66级的蒋姓校友，作为兄弟的蒋姓校友前前后后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我想他这位一向心灵纯洁的嫂嫂一定在事情的前因后果上有她自己的定力和判断的。
在每周一次到四川大学报到的将近两年中，我比较近距离的接触到了四川大学的“反右运动”，斗争性的运动是很剧烈的，给我这个十岁孩提留下了较为深刻其实有点恐怖的印象，加之也正好是在那期间我的父亲也因为乱说话被定成了右倾思想分子，所以对那场“反右斗争”留下了恐怖与惧怕的阴影。在四川大学见到了很多被定为右派分子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都是畏畏缩缩的少言少语，做作有关方面分配给他们的主要是打扫卫生方面的工作，从那个时候起我对后来几乎长达20年的“整人”的运动，便有了一个发自内心的疑惑：这些被整的人真的是坏人吗？好像从直接的观察来看他们不像是坏人。
“反右运动”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在实际执行和操作中被大大的扩大化了。在很多基层单位，党的领导和干部成了党的化身，对党的领导和干部有意见被上升为反党。另外就是右派分子是有指标的，一直盛传当年四川大学还差一个右派分子才能完成指标，谢校长在与西南地区土皇帝讨论谁应是这最后一个右派分子时，对土皇帝提出的四川大学中划为最后一个右派分子的诸多人选百般进行保护，最后自己被土皇帝定为了那个四川大学的最后一个右派分子。
多年之后才明白，共和国前30年中1957年的“反右运动”，应该是30年中数十场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在那之前尽管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运动，比如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更多的都是涉及到具体的事情或者是跟这些事情有关的人的思想，很少涉及到把这些人当做敌对分子来整治，就像前面讲到的罗家长者虽然成为了资产阶级，但人本身并没有怎么样被整治。“反右运动”后人们便逐渐习惯于“整人”和“被整”，特别是后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成为治国之纲后，整人的事件在运动中就层出不穷了。
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同时也是思想认识上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在那之前绝大多数的人们是很虔诚的发自内心的接受着各种教育或者改造。比如公私合营，资本家们把他们的工厂和商店拿出来合营时，因为一直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在教育着他们，所以尽管从经济利益上他们也许有异样的感觉，但从事情的情理上似乎认为这是顺理成章的。又如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因为一直有让他们要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说教，所以知识分子们的自我改造还是比较认真自觉的。而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在五七年之前的各种运动中，解决的都是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还没有把人当作坏人甚至敌人来斗争处理，这让大家在理论的说教下觉得去认真和努力提高认识还是必要的。
但“反右运动”把数以万计的人作为坏人或者敌人来斗争来处置，这让更多的人感到迷惑和茫然，因为即便这些右派分子说了错话做了错事，但在大家的意识中他们不是坏人更不是敌人，这种把他们当做坏人或者敌人的处置方式绝大多数人从内心深处是难以接受的，以前一直存在着的那种认真接受教育改造的感悟逐渐荡然无存。客观事实的严峻性使人们的心理发生急剧的变化，首先是自保，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言不由衷的讲假话，当然逐渐有人完全改变了自我，加入了“整人”的队伍，虽然很多的人是在“整人”之后又“被整”。
1958年夏天，我搬到了四川大学的十四宿舍，搬到川大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的父亲在1957年所犯下的右倾思想的错误导致他被下放到新建在青白江的成都钢铁厂工作，这样我一个人住在城中光华街也就不太很合适不方便了，加之弟弟妹妹也都在川大十四宿舍范爸爸家中，所以我也就搬到川大十四宿舍去了，从此开始了几乎长达20年的在四川大学、成都工学院、四川医学院、四川师范学院这些高等学府的居家生活，在大学的校园中领悟着大学的文化与真蹄。
9月1号我新转入的望江楼小学开学了，从在培根路的川大十四宿舍到劳动路的望江路小学，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沿着当时的九三公路。也就是九眼桥到三瓦窑的路，望江楼小学就在九三公路旁，另一条就是穿过川大校园从川大校区到达望江路小学，因为很多原因多数时候我选择的都是穿过川大校区到学校去，这样我首先见识到了大学学府中大学生们潮水般的从宿舍与食堂涌向教室的壮观，感受到大学生们追求知识的纷围。
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那一年掀起了全民炼钢的运动，所以在穿过川大校园的一路上，会看到很多小高炉土高炉，这些小高炉土高炉彻夜的忙碌着，为当年能实现炼钢1080万吨的目标作着贡献。在经过1957年“反右运动”后，这也许是人们能够把自己的所有包括自己的思想和肉体全身心的倾注到当年那个狂热的激情中去的一种选择与解脱吧，仅管这种选择与解脱对不少的人来讲或者是言不由衷或者是无可奈何的。
对大学的认识除了在四川大学看到的图书馆教学大楼以及学生们从学生宿舍涌向教室的洪流般的景象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就是班上的同学以及他们的家庭。望江路小学的学生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当年四川大学和成都工学院的教职员工子女，我转学去的小学班上起码有十多位这样的同学，他们的父辈多是四川大学与成都工学院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与他们以及他们家庭的接触中，使我对大学有了更深的认识。
我能够接触到同学长辈的机会不多，但就是这些不多的接触中，对这些高级知识分子长辈在感觉上就像当年对罗家长辈的认知一样，慈祥面善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小学生年龄都比较小知识也不多，不懂也感受不到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睿智和学识，但有一点印象是很深刻的，就是几乎所有这些同学的家中都有一个书房，装满书籍的好几个大书柜会让人对知识以及这些书籍主人的学识产生一种莫名的崇敬。
望江楼小学在锦江旁，也与四川大学游泳池毗邻，这让我这个不喜欢体育运动的小胖墩有了体育活动中唯一的一项爱好，那就是游泳。不喜欢体育活动甚至惧怕体育课中的体育项目的我，居然在望江楼小学读书的两年中很快的学会了并且喜欢上了游泳，在天气适合游泳的日子里我要么是泡在川大游泳池中，要么就是和同学们一起游过锦江，到河对面河心岛的东湖游泳，这是我对体育活动唯一的乐趣，它伴陪了我几十年，成为我唯一的一项体育锻炼项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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