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68)

（续）第十三篇 书山有径 学海无涯——我的“大学”

关于母亲的回忆文字写到这里，适逢我们经过三年的“社会面清零”的严格管控后，突然全面放开了，一两个星期内大量的人都“阳”了，我的母亲也不例外。她所在的养老院很快出现阳性病例，刚开始养老院还想进行局部的隔离，但马上发现传染的速度快得难以想象，不少老人被感染了，我母亲也在其中。我们把她送到第五人民医院，在好不容易挤入一床难求的医院做了肺部CT之后被告知2/3“白肺”，这就等于宣告了死刑，医院也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书。

但我的母亲终于顽强的活下来了，经过两个多月的住院治疗，至少她不会因为这次新冠感染而撒手人寰了，就对我们全家当然是一个值得庆幸的好消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很希望老人健在的。人虽然还健在，但已经不能恢复到新冠感染前的状况，在感染前母亲的身体还是比较硬朗的，生活基本上能够自理，能自己吃饭自己大小便，平时虽长坐在轮椅上也是为了方便与舒服，她想行走的时候还是可以扶着轮椅自我行走的。但是一场新冠使她再也从病床上爬不起来了，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吃饭是鼻饲推进去的，大小便也不能自主进行，得靠护工日夜照顾才行了，医院和医生说能拣回一条命就很不错了，很多老人都在这场新冠中离开人世了，医院和医生告诫我们母亲可能会终身躺在病床上了，当然还好她还有意识，还能认出我们这些做子女的。

在欢悦母亲战胜病魔的同时，从经济的角度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那就是母亲终于突破了“她是有组织的”经济概念，当然从人伦的角度这个概念早就被突破了。母亲一直是独立性很强的，在她退休之后的几十年中，无论是居家养老还是住养老院，她都坚持不用我们子女的钱，这一点在这次新冠感染之前她做到了，她的日常生活费用都在她的工资能够支付的范围之内，即便最近几年养老院的费用调高了，她的积蓄也能弥补。但现在不行了，她生活已不能自理，一个日夜护理的护工大约需要6000多元人民币，加上租用一个标准间以及日常生活费用，她每个月养老的成本应在10,000元人民币左右，而现在她的退休工资收入满打满算，应该是4500元左右，缺口是需要我和我的兄弟来承担了。母亲终于从经济上从“我们是有组织可以依靠的”上解脱了。其实从人文关怀的角度，从上世纪未以来，母亲的组织成都市百货公司基本上名存实亡，几乎没有来问津过当年为它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的退休老人了，老人们的“组织”很早就缺席和缺位了。

还是回到当年我母亲的回忆上来，其实在我母亲的身上有着很多事实上对我们这些子女，特别是对我这个长子影响极大的优点。比如，做一件事或者说完成一件事的持之有恒与坚韧，母亲从来对她要做或者说她想要做的事情，极少出现中途放弃的情况，不管事情有多难，她都会坚持的做出她想要的结果。应该说母亲的这一优点对我的影响是很深刻的，我的几十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有母亲这种对人生持之以恒和坚韧的痕迹，它鼓励和支持了我象母亲那样对待人生，也就是说始终信念“生命不息努力不止”，我这一辈子人生路途上的一些成就，也与能够继承母亲这种持之以恒与坚轫的信念和精神密切相关。

再就是母亲身上那种时不时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的狡，这种狡黠首先表现在对事情的审时度势上，母亲在很多时候都表现出来她很知道哪些事情该不该做？该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方做？这使得她想要做的事情往往因为有了这种狡狤而获得成功甚至事半功倍。应该说母亲的这种狡狤我学到了不少，使我在成年步入社会之后无论在哪种环境条件下，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去完成一些事情时，都能去较好的判断事物的来龙去脉和可能的未来走向，从而尽量的把这些事情做好，这也许是母亲间接的对我一种教诲和教育吧。

当然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尽善尽美，前边我用了相当的篇幅来描述母親和她的“组织”，其实这里面我始终有一个疑问：就是她参加工作的当年，究竟是些什么人采用了什么方法让母親一夜之间就坚信了她有组织了，这个组织是可以依靠和信赖的。也许作为一个僱农的女儿和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劳动妇女，母亲易于接受和相信这种鼓噪和宣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解放初期政府的公信力是很高的，它的工作人员讲的很多话老百姓是易于相信的。

我虽然不能把母亲这种虔诚的相信“组织”看作是一种缺点或者不足，但我却要庆幸自己始终没有继承到她在这方面的基因。我在后来的工作生涯中，曾经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包括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来向我宣传，但我始终对各类“组织”有一种距离产生美的感觉和认识，与这些组织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自行选择了一条“白丁”道路与自由度较高的职业。我想如果在这方面我也学到了母亲积极向“组织”靠拢的思想和行为，那我后来的发展道路和结果未必就会象现在这样感到满意和自由了。

母亲现在已经基本丧失了思维的意识，她已经记不清楚当年的很多人与事了，这一点确实值得庆幸。如果她对当年她的“组织”仍有很多千丝万缕的记忆的话，那么她目前躺在病床上无论是经济还是人文上已经得不到她的“组织”的关照和爱护一定会使她很失望和难过的，庆幸她已经遗忘了这些，使得她现在的晚年生活还能过得无忧无虑心无旁骛。

也说说我的父亲，在我10岁搬到四川大学十四宿舍去之前，我一直和我父亲相处，特别是1956年母亲参加工作后，有将近三年的时间，都是我们父子两人住在城里边光华街，在我的感觉中慈祥善良是对父亲最深的回忆。父亲应该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至少是高小吧甚至有可能是初中一二年级，也就是这点文化以及他爱讲话的习性，使他这一生都因为1957年反右斗争中的错误成了倒霉蛋，成了共和国前30年的老运动员。五七年反右前父亲的状况还是很不错的，他所在的那一个棉布店公私合营后，他成了公方经理，这在当时是需要由有一定权力的共产党或者政府的机构派出的，是代表公方也就是国家方面与工人方面利益的，这也许得益于他对棉布店业务的熟悉，而更多的是他那点文化。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最后出事就在那点文化上，1957年的反右斗争最初是共产党鼓励大家大嗚大放给共产党提意见也就是帮党整风，我父亲那点文化和他爱讲话的习惯使他在很多场合讲了很多不合时宜的话，这些话本质上其实就是当年划为右派分子的话，他是完全有资格被划成右派分子的，但他的出生和成分救了他，他毕竟是一个工人，当年似乎还没有听说在工人中划右派分子的，于是他被有关方面内定为右倾思想，也就是没有被带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但在处置上与对右派分子一样，首先是被集中居住进行批判，批判到一定阶段后撤除了他的公方经理职务，并很快被下放到1958年初在成都市青白江区建立的成都钢铁厂工作，其实也就是一种变相的劳动改造惩罚。

从此厄运就再也离不开他了，将近20年中父亲都是共和国各类频繁的政治或者经济运动中的初始对象，为什么讲是初始对象呢？因为这些运动开始的时候似乎要斗争的对象总还不是十分明确，也是像我父亲这种问题是很明显的所谓右倾思想便会首当其冲的成为运动初期的批判对象，好在父亲的那点文化以及他那种健谈的习性似乎也帮了他，他总是在各种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就努力的认错也就是自我批判，文化和表达能力使他没有尝到各类运动过多的苦头，总能很侥幸的比较快的度过这种初始对象的阶段。

但是父亲的那点文化对我还是有所补益的，有好几年的时间他在让我阅读上似乎是下意识的做了很多引导和努力，印象很深刻的是每到周末他总要陪我到市中心顺城街的工人文化宫去，选择一个僻静的地方他看报纸我读书籍，这也许是文化人才可能有的一些习惯，使我从很小起就养成了比较好的看书的习惯。另一件事也许也只可能是文化人才才会注重，那就是他每一周都会给我几分钱让我在当时专放旧电影的春熙路的《智育电影院》去看一部旧电影，这在某个意义上各种各样的旧电影也让我开拓了视野，当然说他是文化人其实是不恰当的，不过在共和国建国初期的当年他那点文化还是有相当特殊的。

父亲落难之后尽管在各方面对我都有相当的影响，但从内心深处来讲我其实一直很关心他，希望他能尽量过得稍好一些，特别是后来母亲参加工作之后，与他日益疏远并且从内心歧视他，使我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都尽量努力给予他尽量的理解和关心，包括前面讲到的刚10来岁的我就开始学习厨艺以能够做出一餐饭让他每周回来的时候有点享受。现在回想起来，父亲所受的那些磨难其实并没有当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严重和艰难，这也许也是值得庆幸之处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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