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十三篇 书山有径 学海无涯——我的“大学”
我的小学是在两所学校中完成的，初小也就是小学四年级之前的四年是在市中区的陕西街小学读的，这是一所几乎就在当年的皇城垻现在的天府广场旁边的一所小学，闹市区的繁华使我常年留连在皇城坝以及横穿皇城坝的金河里游玩，所以记忆中关于这四年的学习生活几乎是一个空白，除了喜欢我的班主任潘老师我还有点印象外，其他的都荡然无存了，至于班主任潘老师为什么喜欢我，我其实也不太明白，也许是我比较听话吧。
高小我转学到了望江楼小学，习惯上很多人爱把它称作川大附小，当然这不是它的正式名字，仅仅是因为它毗邻四川大学而学生中四川大学的教工子女又较多而已。望江楼小学两年的五六年级的高小给我留下了很多难以忘记的记忆，当然其中最主要的是一批同学。在望江楼小学的学习生活也许是因为小学学习知识性东西不多，现在回想起来可供回忆书写的似乎也很平淡，但学校所组织的很多社会活动却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比如学校组织我们到在城西的茶店子金牛公社去参观人民公社大食堂和万斤高产田，记忆中印象就特别深刻，首先是从城东的学校排着队伍步行到城西的茶店子，这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讲无疑会有着难以忘记的记忆，再就是参观的人民公社大食堂中农民伯伯们兴高采烈的吃饭场景也难以使忘怀，当然不谙世事更不会明就里的小学生看到密密麻麻的水稻在万斤田中的盛况，除了惊喜之外还会有什么呢？另外就是学校组织的让同学们好几次为了给学校的炼钢小高炉找原料而到锦江对面的好几个工厂去收集废钢废铁活动也让人难以忘怀。
在望江楼小学这两年中个人感到有较大成就感的是学会了游泳，这是因为四川大学游泳池就在望江楼小学旁边。我历来不喜欢体育运动，可能是因为从小就体态较胖，从小学到高中同学们都称呼我为“许胖子”，较胖所导致的懒惰怕动使我远离体育运动甚至有点惧怕它的具体项目，而在望江楼小学这两年中学会了游泳成了我唯一喜欢的体育运动，因为学会了好几种游泳的姿势，让我多少找回了一点在体育活动中的自信心和成就感。
当然在望江楼小学那两年中感到收获最大的是结识了一批四川大学和成都工学院高级知识分子子女的同学，在与他们的交往和交流中，帮助我逐步认识和感受到了“大学”。在我们乙班，记忆中家在川大和工学院的同学就有不少，男生有袁平张峡严敬张应平等同学女生有陸文荃熊凤雏高肃昭梁虹刘志明等同学，在同班小学同学中当年就交往比较密切后来在成都七中及之后又有很多交集的是张昭和吴伯贤两位同学，当年在班上座位安排上我与张峡同桌，而张昭和吴伯贤正好在我与张峡课桌的一前一后，这使得我与这几位川大工学院的教授子女交往和交流是比较密切和方便的。
张昭与我应该是学友，是真正的读书和学习意义上的挚友，在望江楼小学的两年学习生活似乎比较平淡没有太多的记忆，张昭在望江路小学毕业后就考入了成都七中，而我进了那所被我戏称为“贼娃子学校”的成都二十九中，三年后我高中也考入了成都七中，正好与张昭分在同一个班上，就是高六六级二班。当年成都七中的学号排序是按照中考成绩进行的，我们高662共有40位同学，男女合班男生女生各20名，男生20年的学排在前边，女生20名的学号排在后20位。张昭的学号是女生第1名是全班的21号，而我的学号是男生20名的第1名也是全班的1号，这说明也许当年我与张昭中考进入成都七中的成绩是不错的。我会在回忆录进入到成都七中三年高中学习阶段时较为详细的忆及与记录我与张昭同学的学习挚友趣事。
吳伯贤与我的交往更多更深一些，小学虽然我们同班，但后来中学初中她在成都七中而我在成都二十九中，高中虽都在成都七中但也不在一个班上。我与吴伯贤的交往在成都七中读高中的时候更多的是学生社会工作的交往，她是校学生会的文娱委员，而我是校团委的宣传委员，这使得我们在学生社会工作上有不少的交往和交流。与吳伯贤更多的交往是在1969年成都七中的学习生活结束后，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中包括1978年高考前她在成都毛笔厂工作时我与她都过往密切，与她的家人比如她的父母、两位弟弟一位妹妹及丈夫唐旭东先生都有比较密切的往来。在我的印象中吳伯贤是一位具有先知先觉敏感性的女性，我会在我的回忆录某个合适的时间段用较多的文字来回忆和记录与她及她的家人的交往。
在望江路小学我们这个年级一共有三个班，除了我所在的一班，有上边谈到的很多川大工学院的高级知识分子子女同学外，其他的两个班也就是甲班和丙班也有不少这类同学，比如杜懋陸胡令张红霞王建清等，其中甲班的陈大沛在读高中时成了我的同班同学，也成了我们多年来一直能相互理解相互帮助相互关注相互支持的挚友，我和陈大沛如同与吴伯贤一样与他的家庭成员都有较多的往来，他的父亲是川大中文系的系主任，母亲是一位极其善良关心他人的妇女，他的哥哥和妹妹我们都很熟悉，我也会在回忆录一个合适的地方用比较多的的文字来记录这些交往。
在望江楼小学的这两年过得很快，很快到了1960年9月，大家都分别选择了初中就读，我班上的很多同学都选择了成都七中，而我因为没有人管，更没有人指导和点拨，懵懵懂懂的进入了距四川大学十四宿舍很近的成都二十九中读书，但进入成都二十九中不久，我们就举家搬到了三官堂街居住。因为有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的各种各样的折腾，比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有了1958年的“热闹”与“辉煌”后，国民经济很迅速的进入了低潮，众所周知的困难年代从1960年开始了。
粮食开始定量供应，猪肉和菜油等“油大”副食品也定量供应并且量很少，饥饿感一直困扰着城镇居民，饥肠辘辘的学生们也无法静下来读书，人们整天都为填饱肚子努力的想着各种办法。城市中的情况还是要好点，有商品粮定时供应，除了有不少人得了水肿病之外，生命的维系和坚持还不用太操心，但农村的情况就十分糟糕了。1958年公社化大食堂耗尽了农民的积累，一刀切的瞎指挥导致农业生产一塌糊涂，靠自己种粮食活命的农民生存就很糟糕了，有不少农民在饥饿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我在成都二十九中读书的这三年中，我的那种人或者说人性的多面性至少是两面性得到了很好的展示。一方面，我是属于好娃娃好学生，学习成绩出类拔萃的好，刚满15岁就加入了共青团，学校的社会工作也完成得很好，受到学校方面与班主任和科任老师的青睐。另一方面，我又与家在九眼桥附近的一批城市平民家庭的同学十分交好，因为多种多样的原因这批同学在读书上不甚努力，有的甚至就是来学校混的，但他们身上那种质朴的天然本性，使我觉得和他们在一起厮混十分有趣，所以我也时不时与他们混在一起逃学逃课，我是从内心觉得他们很受我喜欢。
初中同学中的许多人我至今都记忆犹新，李广武杨能炎张兆武王昭伦谢伯昭曾昭信吳明霞钟国平等，他们伴随着我度过了13岁到16岁的青少年时期，给我带来了困难年代饥肠辘辘时少有的欢乐。这批同学中有不少成了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代知青，他们在1963年7月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普高或者中专，在当时的宣传下他们成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1963年底和1964年初分别去到了农村。应当说这之中的欺骗性还是比较大的，几年后我见到这些上山下乡的同学，他们告诉了我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笑话：到了乡下来到为他们准备的安置房，里边彩壳热水瓶等在当时还比较高级的生活用品摆得琳琅满目，让他们很是满意，没有想到到了晚上陪他们来的县上和公社的干部走了之后，各家各户纷纷到了他们安置房中，告诉这些生活用品都是他们的，当然也就只好让这些农民伯伯取走了。
之所以能和这批城市平民家庭的同学相处甚是融洽欢乐，除了我的家庭也是城市平民外，还与我们当时的班主任赵泽书老师有关。我已经说过了赵老师是我遇到的第一位贵人，她对我那种启蒙式指导式的教育和引导，让我终身受益。赵老师是一位军人，在我们入学的1960年9月，她也转业到了成都二十九中，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并讲授政治课。今天回过头来看，很难想象当年的革命军人有如此宽大的情怀。赵老师是一位孔圣人“有教无类”论的身体力行者，我们班上的同学无论是川大工学院的高级知识分子子女，还是九眼桥一带的城市平民子女，她都一视同仁按照孔圣人有教无类的教育观念履行做一个教育者的职责，这也是我能和那批城市平民同学相处甚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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