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创作的自白与梦呓

有朋友告诉我，某天他没事在网上游览, 无意中发现了一篇我的在多年前写的，发表在美国纽约市某个音乐刊物上文章，并把文章给我发了过来。我一看，真是“多年前”的“老”文章了――还是繁体字的呐。这篇文章是1997年我的为民乐室内乐写的《丝竹引》，在当年的纽约长风乐团举办的第六届“长风奖”一等奖后，团长苏珊·郑约我为当地的一个音乐刊物写一篇有关《丝竹引》的文章。现在读这篇文章，似乎有恍如隔世之感――毕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现在读来，这篇文章还是使我悟出了某种“新鲜感”――音乐的创作，很难很难。难在哪里呢？难在个“创”字。难在每个真正的作曲家都想、都希望创造出属于自己个人的风格、音乐语言。要写出一部作品相对来说不难，你只要有话要说，有思想要表达，又有足够的作曲技巧来把这一切都用音符来表述出来，又碰巧能有个还不坏的演奏家或乐队给你演绎出个五六成意思，大家也就认可了――“这部作品不错啊！”但作为一个作曲家，你并不满足，你还在寻寻觅觅，寻找那“只”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寻找那“只”属于自己的音乐语言。

我这人在音乐创作上是个“登徒子”，“喜新厌旧”，不喜欢老写一种风格的作品。1980年代末，当我与杨立青先生合作的四幕“交响舞剧”《无字碑》写完后，当听众们还在沉浸在我们的“无主题、无旋律、无高潮”的音乐里时，我就写了一首“有旋律、有主题、有高潮”的《交响序曲》，并在当年的“上海之春”首演――有人喜欢，说“好听”，有人不喜欢，说我的音乐“阳痿”。

……其实呢，真的无所谓，写好自己的作品、做好该自己做的事情，就行了。

音乐创作的自白与梦呓

好像很久了，從去紐約參加紐約長風中樂團在墨爾金音樂廳(Merkin Hall)舉行的首演作品音樂會到現在，又好像才是昨天發生的。我發現對一切記憶彌深的事，都會有這樣的感覺。在那次音樂會上，演奏了不少中、美作曲家們為長風中樂團而作的樂曲，其中有我的「絲竹引」，一首為中樂而作的八重奏（長風樂團演奏，周龍指揮）。

回想在构思「絲竹引」時，常常對著窗外冥想。窗外，大樹枝繁葉茂，艷陽當頭，秋風瑟瑟。來美七年，為西洋樂器倒是寫了不少東西，但現在腦子裡中國樂器的聲音似乎離得遠了，渺茫了，朦朧了。心裡很是有點兒惶恐。怎么了？我，一名來自中國的音樂人，但現在我像是迷失了……

常常回顧起在大學求學時及畢業後的生活。那時，我最熱衷的是到少數民族的地區去采風，去沐浴在粗獷又細膩，豪放又柔情似水的廣西、雲南、四川、西藏及甘肅的各族民歌裡。在廣西，我向壯族歌手們學歌，同苗族歌手一起踩蘆笙舞，同侗族青年們跳侗族大歌。我甚至還去參加苗族人晚上的“坐妹”，那是一種苗族男女談情說愛、互相傳情的方式。雖說我沒有膽大到讓個苗族妹子坐在我的膝蓋上，在火塘微弱的火光下卿卿我我，但暗紅的火光中，那苗族後生與妹子們的舉動也夠清晰地傳達出那令人臉熱心跳的信息了。而最令人心醉的還是那情歌，就著火花，就著那隔空傳來的熱力，迴旋在濃墨一樣黑的夜空，像小溪流向黛色的遠山…… 我在大山裡徜徉，躺在草地上，看著天上悠悠的白雲，聽著不知從哪飄來的、夾雜在松濤裡的山歌聲，沉浸在這美麗的寧靜與幻想裡。

在雲南路南縣的山村裡，我猛喝那山村土釀，猛吸那巨大的、以致可把整個臉埋進去的水煙筒，然後是猛烈的嘔吐，接著又大口喝據說是解煙解酒的白糖水。我就沐浴在這種土得不能再土，而又純得不能再純的水晶似的文化中。那時，我感覺到了這種文化在我的血液中流動，我寫了鋼琴曲「山歌與銅鼓樂」，「遙謠」，單簧管與鋼琴「苗寨即景」，及為混合室內樂隊的「巫－四川巫溪縣采風隨筆」等。現在回頭看去，我還為這些作品裡濃濃的鄉土氣息而著迷。

對音響的追求，創造出自己的音樂、藝術風格，傳達一個作曲者對於這個世界的獨特感受，這是大多數作曲人的目標。在這過程中，有失敗，有不那么失敗，也有成功。對我來說，更多的是驚喜。在「為國樂隊而作的三樂章交響曲」和舞劇「無字碑」（与杨立青合作）的音樂中，我對此作了苦惱而又深沉的思索和實踐。但最後我還是為我製造出的音響而雀躍。面對那些被我的音響震得捂起耳朵、皺起眉頭的人，我不無同情，又無可奈何地對他們說： “趕快去聽聽莫扎特，洗洗耳朵。”

常常有人問，你們為什么寫那樣的音樂？難以明白，沒人愛聽。我回答： “其實不難明白，如果你願去聽；也不是那麼難聽，只要你願去聽。因為藝術貴在創造。藝術家的創造，也如同科學家的發現一樣，体現了人類向自己智慧的極限進軍的能力。那些古典主義的、浪漫主義的大師們，就像一座座高聳入雲的高山，看來是難以逾越的了，我們只好試試別的方法，從另外一個角度去超越古典大師們，以体現歷史沒有停滯，人類還在進步。什么方法？比如說在那些大山下挖洞，鉆過去，那挖出的土，不也是一堆？遠遠看去，那土堆不也像有山的形狀？”

盡管那么說，我的血管裡還是流淌著浪漫主義的血，熱熱的，濃濃的。於是有時我不得不像對待高血脂、壞膽固醇一樣，吃藥去抑制它，喝多多的水去沖淡它。”

记得还在國內時，某年我想是時候了，寫一首好聽的，看看我是否有這個能力。這一方面是自己想嘗試，另一方面也是中了別人的“激將法”。某人某次對我說， “你們這些現代派，沒有人會寫旋律。” 我不想用“我們這些現代派” 的許許多多正面的例子去反駁他，我只想，寫首不同於我過去的作品。於是便有了「交響序曲一號」。雖說聽眾挺歡迎，还在“上海之春” 音樂節上獲了獎。但首演後，一作曲家問我， “喂，這部東西寫了多久？” “約三、四個星期，” 我據實回答。“就這樣的東西，你三天不就寫完了？！” 這還沒完，一位音樂學院的師長輩兼好友更直截了當地對我說， “陸培，你這音樂整個陽萎！” 我感到羞愧不可當。從此，我再不敢把它給人聽。雖說我還是挺喜歡這部慘遭“抵制” 的作品，比如說，它有寬廣的旋律，明麗的配器。（我的另一半徐紀星，也是個作曲家，第一次聽过這部作品後，半真半假地對我說， “想不到你還挺多情” – 哈哈）

有時，我也想，我想寫什麼就寫什麼，說真話，有什麼不好？管他別人怎麼想。後來我知道了，真話有時也得選擇著說的。我的「第二交響曲」是應美国一个基金会的及美國中部一個大學樂隊指揮之約而寫的，這是一首较流暢，有明顯旋律線與高潮的作品。首演挺成功。热情的听众们向我，作曲家，起立，致意，长时间鼓掌。我很得意。後來我把此錄音寄給了一些朋友。沒回音，也沒評論。魯迅說， “最大的輕蔑就是連眼珠子都不轉過來”。我發現真的沒有一只眼珠子轉過來。－我終於又明白了。現在這個世界，充滿了罪惡，銅臭，犯罪，凶殺，所以，人們有時需要的不是“審美”，而是“審丑”。在這個圈子裡，在這種情況下，在這些意義上，人們不需要鶯歌燕舞，取而代之的是驚俗駭世；人們不喜歡田園牧歌，至少在他們清醒的時候不需要；人們不需要明媚的陽光與和熙的春風，這樣，當他們步出音樂廳時，他們就會更真實地感覺到陽光與春風的存在。我明白了。於是朋友們又把眼珠子轉過來了。…… 想起了貝爾格。当他的歌劇「沃采克」在歐洲受到熱烈歡迎時的惶惶不安。想起了斯特拉文斯基。他說：他們到音樂會來是想看看我寫了什麼他們喜歡的音樂。我為什麼要迎合他們？

还記起這麼一個故事。（朋友那里听来的。孰真孰假，暂且存疑）。

某人某年某日去出席約翰．凱奇的音樂會。其鄰座是個神情激奮的老太太。每個節目完畢，她都隨眾人一塊鼓掌，激动，欢呼。某人於是想，這位老太太了不起，居然不但來了，還能聽懂凱奇的作品。音樂會結束，大家起立鼓掌，歡呼作曲家的成功。某人轉頭對老太太說， “真棒，對嗎？” 老太太轉頭看著他，從耳朵裡取出兩團棉花，問， “你在說什麼？”
……..

「絲竹引」寫完了，我在樂譜的屝頁上寫了這麼一段話：
“這首作品並不具體地描寫某事、某場景，它更多的是某種回憶，或印象。或者說，只是一種心緒，時而洶涌澎湃，激奮而起，扼腕而嘆的蹉跎；時而風平浪靜，心平氣和，觀鼻關心的內省。”

（寫于1997年，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