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枯竭的诺奖：公有资本的操盘标杆

一年一度的“诺奖开奖周”落幕，全球民众除了关心各项诺贝尔奖花落谁家，最关心的就是巨额的奖金了。诺贝尔基金会表示，由于瑞典货币最近暴跌，今年诺贝尔奖的奖金将增加 100 万瑞典克朗（约合 90 万美元），达到 1,100 万瑞典克朗（约合 986,270 美元）。在一则简短的声明中诺贝尔基金会更是霸气侧漏地表示：“基金会选择增加奖金数额，因为这样做在财务上是可行的。” 诺贝尔基金会是有底气的，120多年过去了，诺贝尔基金从3100万瑞典克朗（今天约合17.94亿瑞典克朗）变成了今天的58亿瑞典克朗，不考虑通胀其增值达187倍，考虑通胀其增值也达到3.2倍。考虑到它每年还要支出一大笔的收入作为奖金发放，另外还有管理费用和其他支出，对于一个公益基金而言这样的收益率简直逆天。诺贝尔基金虽然由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立下遗嘱捐出创建，但其以公益基金的方式运作，将收益视为公益性质的福利，定期足额发放丰厚的奖金以激励科技创新，其本质上相当于公有资本。如果某个国家的公有资本也像诺贝尔基金一样进行管理和使用，不依赖高水平的课税和“寅吃卯粮”的货币政策也照样能实现高水平的可持续的社会福利保障。

传统意义上公有资本往往采用单纯的公有制或国企主义的管理方式，认为公有资本的管理应独立于市场之外，且需要政府亲自下场去做，但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带来管理僵化和资源浪费，这也便是传统国有企业之诟病。这种思维实际上犯了公有制和私有制二元割裂的大忌，一方面不利于公有资本实现持续增值和有效使用，另一方面破坏了市场的公平性不利于私有资本创新发展。实际上，公有制和私有制可以统一于共有制，具体而言就是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均公平参与到自由市场竞争中，其中公有资本采取独立第三方管理，政府只扮演投资和服务角色而不介入实际的管理和经营，以公益为目的长期积累和运用资产，满足社会福利兜底需求。在共有制框架下，有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之别（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的黄金比例为2:8，且二者本质上可以统一于“共有资本”），而无绝对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别，现代私营企业成为产业和市场运作的主体，新型国企主要以公有资本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形式存在，新加坡主权基金和淡马锡控股即为典型代表。具体到诺贝尔基金会，其运行遵循以下规则：通过遗嘱确立基金会的独立性与公益属性，明确资产使用规则；理事会负责制定投资纲领与风控制度，投资委员会负责日常管理；聘请各专业机构进行资产管理，加强专业能力建设；明确奖项评审机构的职权与权限，防止不当干预；明确管理人员任期和职责，避免腐败风险；由各奖项机构选择理事会，实现利益平衡；严格规范核算与信息披露，监督管理人员。

这些制度建设遵循了科技文明国家治理和现代企业管理的原则，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实现了分权以及对权力的有效监督，通过“管资本而非管资产”实现了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提升经营管理效益，通过科学管理实现各环节相互协同、制衡和监督保障基金会健康有序运转。在投资方面，诺贝尔基金会120多年来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投资组合结构和选择优秀的资产管理机构，实现了长期稳定超额回报的投资目标，保障了诺贝尔奖金的持续发放。其早期主要投资于安全稳定的固定收益品，如政府公债，20世纪60年代开始探索多元化的股权和房地产等资产配置，并委托专业机构运营。遵循市场经济原则（最核心的是“交易三原则”：效率、信用、公平），基金会不断根据时代和经济环境变化优化投资组合，如今已涵盖多元资产类别，平衡收益与风险，锐意保值增值。诺贝尔基金会在历任管理者共同努力下，具有良好的持续性和传承性。随着时代演进，管理模式也在不断优化完善，但核心理念始终贯穿其中：秉持共有制原则，通过独立第三方管理的模式，坚持自由市场原则，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率以理性投资方式实现资产永续增值，并确保奖金制度长期健康运行。这就是基金会120年来的管理智慧之精髓。将诺贝尔基金会管理智慧之精髓放大到一个国家的管理上，我们能看到共有制框架下一个完美的廉政的福利社会运作机制。“管资本而非管资产”的政府负责公有资本的投资，且这种投资不是由政府亲自下场去做投资，而是通过第三方的投资公司来运作。就像前述提及的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其全称为淡马锡控股私人有限公司，但新加坡财政部对其拥有100%股权，它本质上是一个新加坡主权基金，运作上却是私企化市场化的模式，政府控股不参与实际经营管理，正是这种“淡马锡模式”成就了这家世界上最成功的“国企”。

当然，淡马锡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国企，而是国有控股的公有资本投资公司，是“公有资本+现代私企”的完美融合体，其成功恰恰反映出共有制的无限魅力，也因此成为全世界国企改革和国有资本管理的借鉴标杆。正如诺贝尔基金会永不枯竭地发放巨额奖金一样，凭借淡马锡等一众主权基金和“新国企”卓越的业绩，奉行低税负和稳健货币政策的新加坡竟然也实现了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保障，在住房、教育、医疗福利等多方面跻身世界前列。另外，由于政府不介入到国有资产的管理之中，且各项制度保障所有企业处于自由公正的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中，政府官员也就失去了滋生腐败沃土，再加上政府倡导和严厉执行的廉政建设，新加坡在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上稳居亚洲第一，同时也是唯一连续10年跻身前10名的亚洲经济体。相较于瑞典、挪威、丹麦等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逐渐陷入到“福利国家陷阱”之中，部分福利国家甚至处于破产边缘，新加坡的社会福利却具有可持续性，凭借共有制模式借助自由市场经济实现公有资本的永续增值，它能够像诺贝尔基金会百年来持续放发巨额奖金一样实现社会福利的持续保障。诺贝尔基金管理和奖金放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直观的公有资本管理和使用模式，而新加坡正是国家化的诺贝尔基金会。这无疑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了一个借鉴的典范案例，无论是国家公有资本的运作，还是社会福利的保障和兜底，都可以从中吸收简单高效的管理智慧。诺贝尔基金会管理和新加坡“淡马锡模式”的丰富经验，为我们建构了一个以共有制为依托，坚持公益志业，兼顾效率与廉政的公有资本管理新模式，这对我们实现文明迭代和社会进步具有现实的应用价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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