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M主任已经开始实施了好几项诊疗计划，我女儿也很赞同。比如先用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刺激一下骨髓，之后准备做第二次骨穿，看是否还有反应。在确诊之前，为了不延误战机，除了对症治疗和支持疗法以外，先启动了病因治疗，按照原发性急性极重型三系同时减少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处理，毕竟这是概率最大的拟诊。用了GM-CSF两三天之后，外周血象开始有一点点恢复，极少量的粒细胞出现了，虽然只是散兵游勇，靠它抗感染是绝对没用的，但是给我带来了一线希望，这就是说骨髓还没有彻底死翘翘。
但是，地平线上的这点曙光还是太微弱了，所有的症状都还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贫血倒好说，时不时输一点浓缩红细胞。血小板一路走低，已经低到了7，正常值下限是150 ，补充血小板又常常没有来源，鼻衄、皮下出血、牙龈出血，这说明凝血功能相当低下，万一重要器官出血，特别是颅内出血，就会要了我的命。白细胞则不能外源补充，因为它们代表的是供血者的利益，会把我当做敌人攻击。
按照原发性再障治疗，应该使用免疫抑制剂，我也愿意赌一把，我是做器官移植出身的，这些药的用法是我的看家本领，我非常熟悉。于是我按照医嘱开始口服环孢素A，之后再用抗淋巴细胞单克隆抗体。用之前管床的医生还问我单抗用进口的还是国产的，我问进口是哪儿的？国产是哪儿的？答曰：“进口的是美国的，国产的是武生所的”，哇塞，我听了好亲切！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和武生所 (对，你没听错，就是后来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个武生所！) 合作的，恰恰跟抗淋巴细胞单抗有关，三十多年后居然落到了自己头上！我脱口而出：“就用武生所的！”
话说我的感染暂时还是没有控制的迹象，高烧仍然不退。我前面所说的三个开放的系统都有失守的可能。我已经觉得弹尽粮绝，死神的脚步似乎能够听见，它的黑翼已经随时可以掠过我的头顶。我想起一位做口述个人史的朋友说过，她想记录我的个人史，我自己已经没有精力写下任何文字了，很多心路历程也许就会永远地消失了。我就打了她的电话，说了我的愿望。她还不知道我生病的事，大吃一惊，连忙说第二天和助手一起带着录音器材过来。可是，恰巧就在这天，我的口腔全部被大量的霉菌感染了，不能说话，吞咽也很困难。口述历史的事只好作罢，我想，也许这是上苍的意思，有些事本不应该再说？这么想也就释然了，不说就不说。
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费用。我是四月初到中国的，境外保险只订了六周，刚好要回德国时，生病住院时保险也很快到期了。强度很大的治疗和各种专项检查都很昂贵，要不停地交现金进去，才能继续诊疗。八万小羊很快消耗完了。看来即便骨髓还能恢复，如果拖得很久，费用也会是我承受不起的。
女儿也看到付费的困难，这种事儿在德国她从来没遇见过。我几次大伤大病，比如2012年重伤、抢救、大手术四次、住院七个月、各种后续治疗好几年，诊疗费应该是个天文数字，我却连个多少也不知道，都是医保直接给医院付的账。除了经济问题，这里病房环境对免疫系统彻底崩溃的感染病人实在是不太合适。女儿去和院方讨论转院的可能性。院方非常配合，承诺一定让我至少能够维持生命体征平稳，安全登机。我非常感谢，也惊诧平日里女儿中文结结巴巴词汇量很小，她是怎么和大夫们交流的，女儿说，没有问题啊，除了门口那几位操着各种方言的保安之外，和医护人员交流都很流畅。这太有意思了。
回德国得乘飞机，像普通乘客那样是肯定走不了的，我自己坚持不住，航空公司也绝对不会同意。幸好女儿有这方面经验，她接诊过许多从别的国家送到德国抢救的病人，需要国际救援组织的帮助。于是联系了Malteser，这是一个有一千多年历史的组织，当年护送跟随十字军东征去耶路撒冷朝圣的基督徒，给他们提供武装保护和医疗服务。如今已经演化成为以先进的医学设备、经过专门训练的医护人员为基础的，进行国际间医疗救援的组织。这种救援行动也是收费的商业行为，医疗保险也应该付账，但是如前所述，我预设的境外保险期限恰巧已经过了，不能覆盖这一时间段的费用，我必须自己全额承担。而且预付款到账后，工作才会启动。第一期预付32000欧元，是德国账户。我一时手头没有这么多欧元现金，而且外汇管制下用人民币兑换欧元和汇款手续也很繁杂。我就到莱茵书友会的群里呼救，好友蒋波立即施援，也有朋友怕是微信诈骗，这确实特别像典型的诈骗案：老周走的时候活蹦乱跳的，怎么会马上需要巨款，而且是汇现金抢救！蒋波说，咱们和老周是多年老友，她写的文字有特点，可辨识度很高，谁也学不来的。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还是直接打通了电话。当天蒋波夫人宋女士就从网银紧急汇款32000欧元到账。我家老王深受感动：“想不到你会有这样仗义的好朋友！”
次日，Malteser的医生已经抵达病房，查了我的病情，然后和我女儿一起去找M主任和G大夫。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生命体征平稳、输血、输血小板，别的好说，血小板是最困难的，供应量非常不足。他要求达到70才能登机（也就是正常值下限的40%左右），我当时连10都不到。M主任说70太困难了，到40吧！就这，还是东拼西凑，把隔床病友的血小板配额都先给我用上了，她也正在鼻衄，我心里十分酸楚，这对她也很危险啊。
我的条件基本达标，而这种窗口期也会转瞬即逝的，宜早不宜迟，马上动身！飞机有两个选择，一是可以订专机，是小飞机还要中途加油，而且也贵很多，好像是再加四五万欧元，我说别整那幺蛾子，还是汉莎的大飞机好。
这时在医院已经住院差不多两周了。依依惜别Z主任、M主任还有所有医护人员，离开了我那个布帘子围的小炮楼。Malteser的大夫业务很熟悉，所有转院登机手续都是他负责，老王和我女儿陶陶也同机回德国。救护车一路急驰到了首都机场，机场安保单独为我安检，然后由一位当过特种兵的帅哥推着轮椅直接进了头等舱。在一个靠舷窗的座位躺平，挂上输液架。因为一直发烧，只要飞机起降颠簸，我的头就剧烈疼痛。除了输液，一路也在间歇给氧。Malteser的医生也一直监控血压、脉搏、呼吸，测血氧饱和度，很尽责尽力。老王和陶陶不时也过来看看。
一路没出什么状况，偶尔鼻衄，幸而没有重要器官出血，感染和贫血也没加重。到了法兰克福机场，机场工作人员，一位精干的黑人帅哥已经把轮椅推进机舱等候，Malteser的医生嘱咐他把我送上了等在机场出口的救护车的担架床上，两位随车救护人员，把我用束缚带固定妥当，就即刻出发了，奔去波恩大学医学院附院血液科，大概150公里的样子，那里已经为我预备好床位。
等我被推进病房，安置在床上，心才定了下来。一是不用考虑什么缴费的闲事儿了，一心一意治病，二是住在有空气滤过系统的双人病房，开间很大，中间还有屏风隔着，也没有护工和家属挤来挤去，不用再心惊胆战防止交叉感染。
我家老王，被音乐限制了想象力，一贯奉行交响乐万能主义，看我能在干干净净的病房里安心养病了，命我发烧难受的时候得听音乐，还专门推荐了门德尔松的《芬格尔山洞》，我连一遍都没听完，就崩溃了，我难受得万箭穿心，还要典雅、阳光、玄幻、空灵……臣妾办不到哈！算了，记得从前听过美国老歌《I am sailing》，搜出来听听：在暴风骤雨的黑海洋里，我“正在死去”，我“永远地哭泣”，I am dying，forever crying……，“你能听见我吗？能吗能吗？”，can you hear me？can you hear me？……对，这个感觉就对了！
俗话说“倒霉的医生治病头，走运的医生治病尾”。就是说疾病都有一定的病程和转归，一定时间之后，经过前边医生的不断探究和试错，诊断的依据就会增多，对预后的判断会更准确，治疗也会根据进展调整，效果就会改善，或者相反，结局不好，也是一样，医生的判断也会更准确。我的情况就是这么回事，因为转院迅速而顺利，第二次骨穿是到了波恩才做的。这次就已经可以看见骨髓里有了新生的细胞，根据病理报告的提示，这边血液科医生，认为不大可能是原发性再生障碍性贫血，而是中毒性急性极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这无疑是好消息，我大喜过望，无异于从死刑改为死缓，又忽然改判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于是神清气爽，继续使用抗生素。抗生素只是友军援军，不起根本作用，随着自家的禁卫军、国防军、野战军都日益壮大，很快体温就下来了。只是还是没有力气，五个星期高烧、卧床，肌肉流失殆尽，体重只剩四十多公斤，口腔霉菌，肠道菌群紊乱，对已经耗竭的体力更是雪上加霜。上厕所都要扶着墙，慢慢蹭过去。
好几个星期，没有自己的防卫系统，全靠抗生素扛着，一来二去就造成了肠道菌群紊乱，最后腹泻不止食欲全无，就像早孕反应似的，一闻见德国的病号饭就想吐，连平常挺喜欢的德国汤料加开水冲成汤，我也能闻出芹菜胡萝卜味儿来，一喝就吐。而且特别像怀孕的反应，想吃什么就必须立即搞到，有天晚上忽然想吃牛肉面，打电话给科隆的一个朋友，他半夜三更就给我送来了。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时也患了重症，卧病家中。他居然一句都没提他自己的病，一个病人为一碗面开了几十公里的车，我后来才听说他也在生病的事，真是肠子都悔青了。后来科隆美茵茨威斯巴登的朋友都大老远地给我送过饭。老王的宝贝女儿，作曲家王颖绝对现代新新人类，二话不说从柏林给我在网上联系到一家波恩的中餐馆，每天给我订饭。德国土生土长的陶陶则百思不得其解，为何妈妈吃德国饭吐，吃中国饭不吐，反正她也不会做中国饭。我这个胃啊，看来三十年都没改造好，别看平日里黄油奶酪刀叉俱全，到这时侯原形毕露，闹了半天还是个中国胃。
熬过了这一关之后，这一劫的九九八十一难就算差不多过完了。
德国医院，从来不是疗养院，住了大约三个礼拜，感染控制了，骨髓也开始再生，就到了回家的时候。一辆救护车把我从波恩大学医学院运回美茵兹，随车人员用担架把我抬上二楼，安顿在卧室的床上，保险公司已经安排了每周两次钟点工，帮我购物，清洁，还发我一个助步车，可以推着慢慢走步，一来利于自理，二来有助锻炼，恢复肌肉容量。
最终诊断，这次急性极重型的造血系统障碍是“中毒性”的，中的什么毒已无法追考，今后只能把所有能想到的可疑之物比如染发、干货、泡发、小吃、不必要的药品……全都戒了。
总之，这次大病过去了，还算有惊无险。至今已经三年半了，第二年，曾反复过一次，不是特别严重，被送进了德国国防军总院，大概相当于咱们那个301吧，住了十天，还是老办法，抗感染+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刺激造血，很快又恢复了，未有大碍。此后又已经两年多，没有问题。外周血像稳定地维持在正常值下限附近，勉强达标，但没有任何临床症状了。我病重时，东北的一个好友，苦于不能来看我，就出重金请大师为我算命，大师说：这是第二劫，肯定能过来（第一劫显然指2012年的车祸），事不过三，下一劫是过不去的。听得我忍俊不止，第三劫过不了拉倒，和死神掰手腕儿，我还三局两胜呢！
记得叶嘉莹先生讲女性诗词，引用过法国作家法郎士的作品，大意是说：如果一位女士出生在幸福美满的家庭，婚后生活甜蜜，连大病也没生过，那么她对人生的认识是肤浅的，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我想，男士也大抵如此吧。
还真是的，如果家庭美满，婚姻幸福，没经过战争，连WG也错过了，那么不幸生了一次病，生过一场关乎生死的大病，也许对爱情对友谊对人生对命运也会有更深一层感悟。
（全文完）
- 又和死神掰了一次手腕（上篇） - 07/13/23
- 又和死神掰了一次手腕（下篇） - 03/16/23
On 12/18/21 @ 23: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