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十八篇 我的市场经济面面观
其实先天不足不仅在于匆忙上阵思想准备不夠，其实更多的是来源于我们的发展历史，我们结束了2000多年的王朝更替之后，尽管有上世纪“五·四”前后的短暂的思想解放过程，但将近30年的战争让民众的思想还停留在对王权的顶礼膜拜上，我们基本上还是小农经济农耕文化的时代，新中国的建立使我们很快地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计划经济的模式导致了我们极度的贫困，在历经了30年“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后，我们带着一种实际上很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进入到了市场经济。
这是一种极为深刻的先天不足，这种先天不足使得我们在建设市场经济机制中各种各样的怪现象络绎不绝，我们在接受双轨制的前提下却又尽力把一些不该市场化的民生问题推向了市场，在没有使大家都富裕起来的前提下却对金钱万能崇拜不己，在明知兑现不了承诺的时候偏偏许下很多大话使得社会公信力极度降低。
这种先天不足还表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在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的时候的一种惰性，仅管也有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发展改革委员会，也有人民银行从财政部独立出来成为中央银行，但更多的还是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大政府的状态始终存在，一些权力部门始终不愿意放弃计划，这使得我们的市场经济既是双轨的更是非完全自由的。于是也要产生一些让人不可思议的怪现象，比如国人在经济上吃亏了受骗了，他们不去总结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经验教训，反而动辙维权到政府部门，把个人在市场经济中的失误归咎为政府的不作为。
一哄而上的所谓抢占商机应该是国人对市场经济认识先天不足的又一征兆，几十年来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比较普通的现象是但凡有一个新的经营项目，总会引发一轮一哄而上的热潮，投资者众使得项目的最终结果多数是在恶性竞争中无疾而终 这是国人对市场经济认识和准备不足所至，现在这种情况有了一个新的称谓叫住“内卷”。其实任何一个商业项目，它在市场经济中都要遵循二个市场规律，一个是供求关系，一个是价值规律，供大于求的项目最终是不会有好的发展趋势的，至于项目核算收入成本利润会依价值规律决定成败，几十年商业实践过程告诉我们，多数国人对此并不是十分明了的。
其实这种“内卷”也不仅仅是中小企业投资者才是这样，很多大的电商平台在商业项目上也常是燒钱拼搏。比如从摩拜开始的共享单车，十年左右的时间中湧入了不少大企业，大家都想拼垮他人占有市场，但事实上却很难如愿，在烧掉一大笔钱后即便拼死了一些竞争对手，但新的投资者仍在进入，结局嘛无非象一度盛极一时的“小黄车”一样因资金链断裂而无疾而终，或者是大家相互僵持没有胜者。这种情况说明，即便是大的集团企业，他们也有着进入市场经济时那种先天不足。
不仅企业，政府也一样，各类经济开发区的招商引资曾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冒出，能真正出成绩有效益的只占极少数。当然这之中不仅有一个对市场经济认识不够的先天不足问题，我们的官僚管理机制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投入的是讷税人而不是自己的钱，得到的是官员晋升不可缺的“政绩”又何乐而不为呢？政府做这些事往往手笔大，它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五）政府的思维似乎错位
乱象中的种种弊端跟政府的思维似乎错位有很大关系，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浪潮到来了，政府相关方面似乎更多的是从自身方面的进退得失来思考的，这造成了思维的错位，比如抛包袱思维就很典型。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使财政在包括价格在内的各项补贴上不堪重负，所以当有市场可以承担这种重负的时候，首先选择要做的事是拋包袱。有些包袱该甩也甩对了，比如对城市中市民的蔬菜供应的财政补贴和自来水䃼贴，几分钱一斤的鲜活蔬菜和四分钱一吨的自来水在一个城市耗费甚多，城市还要扩大，这种荒唐的财政补贴当然是该甩的包袱。但把有些事关民生的重要事情当作包袱来甩就不太妥当了。
比如医疗，在让公费医疗报销压得苦不堪言的情况下，应该去设计和建立的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全民医疗保障制度，而不是匆匆忙忙的把老百姓的看病问题推向市场。在让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并让他们进行市场化营运上，有关方面无论从思维上还是行动上都有很大偏颇，带来的恶果不仅是民营医院也包括公办医院都走上了盈利化的经营道路，而老百姓最终面临的是看病难的问题。住房也有类似的问题，让住房商品化私有化并没有错，住房市场化也可理解，但没有节制的鼓励民众把购买商品房作为投资理财的主要手段，最终的结果是导致了房地产泡沫的积累使方方面面都面临目前十分尴尬而痛苦的状况。
在最不应该推向市场的重大民生问题上，有关方面是迫不及待的甩包袱式的把它们推向了市场。推向市场了，又不进行有效的市场监管，比如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开闸放水式的让社会资本毫无节制的涌入，并且任由他们用恶性竞争的手段进行市场运作，其后果可想而知。尽管中国人才培养上始终迈不开高考中考这条指挥棒，但基础教育中社会资本的民办学校在其中是起着及其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的。当然好在教育的自身的一些机制和特点，使得教育产业化市场化还不至于造成像医疗那样全民看病难就医难的窘迫状况。
错位除了急于甩包袱外，还有的便是甩包袱的反面，那就是该抓住想抓住的始终抓住不放。该放不放的东西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君不见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现在都被诟言的申请一桩事情要盖多少个红色图章的事吗，盖章仅仅是一种权利批准，还不是真金实银的资源分配，凡是有价值的能够彰显权力和交换利益的，有关方面有关部门一直是紧紧抓住不放的。改革开放初期还要稍好一点，政府相关部门想抓住的更多的还是着眼于权力，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慢慢的就引入了经济利益的交换了，这是人性使然经不起推敲和考验，所以由贪婪最后发展到贪腐的不在少数，当寻租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时，该放的东西就更不容易放手了。
更有意思的是还在事情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构建新的权力机构，比如在中国A股市场的发展历史上，企业上市便是登了龙门，在A股设立之初或者是发展趋势很好时，不去建立和培养市场化的注册制新股发行机制，而是弄出一个新股发行的审批制，一家公司能否上市是有一个叫“发审委”的机构决定的，在这种权力机构下各种各样的怪事都出现了，最终出现了二、三十年来不少的上市公司上市前后面貌大变，让A股最终成为了一个圈钱的基地。老的该放开的没能放开，这种新的权力机构还在不断派生，这实际上是某些人尝到了权力可以寻租的甜头之后，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的情况，还是那句话，这是人性使然。
市场经济特别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是提倡大社会小政府的，经济运行是社会的事，政府能不去管就尽量不要去管。但我们不行，我们的政府管理机构十分庞大，好像什么事情都想去管一下，事实上他们确实在管着各种各样其实不一定需要他们管的事。比较强势的大政府也给民众造成一种错觉，也就是对于社会经济运行中该自己有判断力该自己承担责任的事，民众也经常在指望着政府，这自然也给政府带来了不少麻烦。君不见时不时有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被骗了钱有了损失的老百姓，他们往往第一反应是找政府，认为政府出面为他们挽回损失是天经地义的事，即便最后多数情况下政府也无能为力，但他们却经常乐此不疲。
如果说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无论发生怎么样的情况都不会找政府的，那就是中国的A股市场了。30多年来，一批一执的韭菜涌进A股，从50后60后70后80后乃至90后，一代一代抱着投资A股的心态进入股市，最后被收割后都是默默无闻的没有怨言的自行离开，没有人觉得应该去找政府去挽回他们的损失，这确实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也许和证券市场它的进入机制和运行方式有关吧，拿着真金实银白花花的银子，无需任何部门任何人的批准，即可畅通无阻的进入A股市场，买哪只买多少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全部由自己全权决定，没有任何干扰更没有任何指挥，这种情况下被割了韭菜，肯定是没有怨言的，更不会去找政府有关部门挽回损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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