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看待ChatGPT影响智能社会治理的效用

刘鲁宁刘勉

ChatGPT是LLM（大型语言模型）与RLHF（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技术融合革新的生成式AI代表性产品，推动语言模型与人类意图的一致性，是从“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迈出的坚实一步。其采用Web浏览器对话交互，不仅能够满足基本对话需要，还可以驾驭各种风格文体，直面“搜索引擎”与“问答社区”需求，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质量与范围覆盖多维度，内容生产能力甚至达到了令人生畏的广度和高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因此，与时俱进，将数字技术广泛深度嵌入政府管理服务，赋能社会治理智能化在当前至关重要，而ChatGPT的快速崛起则为优化数字政府建设方案提供了新的方向。

畅通双向沟通渠道重塑公共服务机制

比照传统的政民沟通互动过程中公共服务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体验亟待完善，有效运用ChatGPT擅长交互、理解语言和生成内容，将有机会为政民互动带来全方位、深层次的推进，使政府与民众实现更高维度的共生共赢。

值得注意的是，ChatGPT借助算力产出的大量内容并不是以真理为目标，而是一种潜藏在海量文本中的公共意识的具象化。如果基于“AI+政务”的创新理念，在经过数次运算迭代之后，ChatGPT将有可能成为一个符合大众心理、介于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中立专家”。

行政负担是影响政府绩效及公信力的关键因素，而基于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的数字政府建设是减少行政负担的重要手段。将治理案例、政策法律等作为训练集，擅长多轮对话的ChatGPT可以担任个体的战略顾问。作为一个更高级的搜索引擎，它将降低公民、企业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难度及成本，有效降低行政负担并提升公共服务体验。借助ChatGPT等智能技术，政府可以将出台的政策有效宣传到各地，以此提高政府的运行效率及国家治理的统一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人工智能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是中国民主实践的重要创新，以民众的讨论文本作为训练集，ChatGPT可以帮助政府从海量民意中把握中心点，提取群体利益诉求，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注入活力。相较于传统信访等民意反馈渠道，ChatGPT还会加速政府业务自动化，极大地提升政府获取民众诉求的效率。此外，基于ChatGPT卓越的信息加工重组能力，则有可能为决策者提供未曾设想的政策方案，推进公共服务需求的及时发现、精准识别与定制化满足。

未来，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互动将更多地依靠人工智能的辅助。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帮助政府更快地响应公众的需求，更准确智能地处理民众诉求的痛点，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双向交互。不过，虽然人工智能在技术层面是价值中立的，但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加之客观存在的数据偏见、不开源等问题，ChatGPT在实际应用中恐难真正作为一种中立工具存于治理体系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是，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利用这些工具，沿着“数据—信息—权力”的路径生成“算法权力”，争夺“民意”或“政策”的解释权，动摇并改变整体权力结构，对现实的社会治理实践产生深层次的影响。技术创新可以带来机会，但是现实结果往往不是技术本身能够决定的。

防范认知安全风险警惕城乡数字鸿沟

ChatGPT在火爆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弊端，有时它的内容输出在科学事实方面缺乏准确性。由于其生成内容主要取决于资料来源，且模型缺乏可解释性，并不对内容的真伪负责，因此需要用户自己进行判断，而AI的拟人化改进又让这些内容显得毋庸置疑，使人轻信。未来，ChatGPT等AIGC的广泛应用及普及，势必带来信息的大量产出，让许多人淹没在海量真伪难辨的信息流中，或将引发国际视野中的“认知战”风险。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当前，经过欧美国家大数据和人工的双重训练，相关ChatGPT应用受到西方价值观浸染，在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上迎合西方的立场与喜好，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巨大挑战。对此，2023年2月13日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发布的《2022年北京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白皮书》提出，不仅要全面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底座，支持我国头部企业打造对标ChatGPT的大模型，着力构建开源框架和通用大模型的应用生态，而且要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安全、科技伦理治理机制，构建法律、市场、代码架构和社会规范相结合的多元路径。

同时，面对AIGC带来的海量信息，一旦人们习惯于求助人工智能，丧失独立思考能力，这些程式化、定式化的AI答案，将造成人不自觉地受困于程序编织的信息茧房之中，导致认知的进一步固化甚至退化，给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带来巨大障碍。

这里必须指出，ChatGPT在赋能数字政府、降低行政负担的同时，也会进一步加剧“信息孤岛”“数字鸿沟”等问题，导致弱势社会群体难以与智能化社会共生。针对我国各地区各部门之间不均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ChatGPT作为预训练的语言大模型，需要依赖大量参数、数据进行训练，这使得“AI+政务”的全面推进面临重重困难。此外，社会交往能力下降的老年人、残障人士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健全的偏远乡村地区居民，即所谓“数字难民”在面对ChatGPT等人工智能应用时，信息障碍可能使其所承受的行政负担不减反增，难以享受智能政务红利。据此，学界应当着力构建并完善中国情景下的社会治理理论体系，有效探索ChatGPT等人工智能应用对公共服务影响的内在逻辑及作用机制，助力数字政府建设新局面。

深化人机耦合模式完善温情治理体系

ChatGPT等人工智能应用正在全世界蓬勃兴起，势必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然而，当前的人工智能依然不是真正的智能，这种“搜索—整合—生成”的模式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思考创造过程，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功能协同创新，因此无法做出创新性成果，产生真正的情感价值，人与机器依然处于割裂状态。人工智能对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塑造渐成趋势，我们更应考虑如何让治理体系的完善既有力度也有温度。人是万物的尺度，尤其对于社会治理而言，事实上，ChatGPT等产品也未必能完全抵补真正的人性化治理质效。

比照学界对国家治理讨论较多的是法治、制度等重大刚性议题，柔性的情感治理这一特殊领域时常被忽视。致力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实践，更需关注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感层面。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党和政府高度关注“民心”“群众感情”，旨在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知民心暖民心聚民心，带着深厚情感为群众办实事。这充分说明，建构人心政治形态的情感治理模式同样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现实体现，必然是国家治理体系中基本且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文明社会的成功之道在于和谐共生共赢，而非零和博弈。因此，针对人工智能技术缺乏真实的服务情感和实践智慧，必须辩证看待ChatGPT未来影响社会治理的效用，这是提升智能社会治理水平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