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科技大学外语系忆旧 (3)

大约是在1986年的阳春四月天，学校出国人员培训部主任朱家驹老师来到系上担任系主任，开启了外语系步入正轨建制的一天。朱家驹老师业务能力很强，说话四平八稳，带有下江人的口音，常喜用英语习语来表达他的意思，之后再用汉语稍作解读，引来同事们会心的微笑。朱夫人陈佩冬也是学校里的杰出外语教学人才，曾多年执掌出国人员培训部，担任主任一职，也常来外语系与我辈青年教师交流与互动。二位师长均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是50年代红色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外语人才，曾受教于李赋宁，许国璋，王佐良等外语教学大家。我于1987年公派赴澳大利亚墨尔本拉特罗布大学（La Trobe）语言学系进修学习，就是在朱老师的一手安排下确定的，并帮我写了推荐信，向海外大学引荐，令我受惠匪浅，为一生的治学之路打下了基础。

海外进修学习结束后，我如期返回，报效学校的栽培，与老师们又共事了多年。只可惜朱老师在系上工作的时间不长，突然有一天，老师们周末例会，朱家驹老师向大家通报，将与夫人一道双双离开科大，去青岛工作，同事诸君为他们即将远赴胶州湾而惜惜留恋不已。我在海外多年，曾借回国访学之机，二次到青岛拜望过他们，见面说起当年他们离开科大的缘由，始知陈佩冬老师是因北外同窗，有寝室上下铺之谊的章含之推荐，教育部的安排，调往青岛大学，筹建新的出国人员培训部，夫妇俩履职正副主任之职。如今看来，他们应是青岛大学出国人员培训中心的第一代创业者，章含之所著《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有记述。如今二位师长均已过世，留下的是永远的感恩与怀念。

朱家驹和夫人陈佩冬老师赴青岛之后，系主任一职由他的老搭档胡云锵老师接任。胡老师毕业于川外，亦是科大校园里杰出的外语教育专家。他的个头不高，精明能干，人品正直，秉公办事，受到同事们的拥戴。他和黄鼎业老师一样，都是烟客，周末老师例会发言或集体备课时抽上二口，顿觉神清气爽。在他主政的年代，每年利用节假日，组织老师们出门春游和秋游，去过不少成都周边的古镇或山林寻古探幽，留下了许多合影，那些温馨的情景，芳华岁月如今再也回不到最初。

就在他上任后不久的1992年，外语系发生了一桩奇葩事儿，当时从化工系临时调过来了一个政工干部，名叫苟全珍，出任系支部书记，一个典型的“文革”余孽，在她的骚操作下，仅有讲师职称的几个年轻系务会成员，包括一个助教，无视系上和学校外语口老教授们的存在，居然关起门来合伙自评副教授。他们没有任何可以拿得出手的学术或科研成果，教学也平平，竟敢大言不惭地相互认定高级职称，若说是创造了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非正常“奇迹”，成都科技大学办学历史上的一桩蒙羞之事，应不是空穴来风，实在比钱钟书先生的长篇讽刺小说《围城》中的人物方鸿渐为了当教授而造假被揭穿更具有讽刺意义，而且更为荒诞不经。记得当天下午是周末例会，消息传开了，老师们大多质疑他们的违规做法，引起了公愤。刘世光老师最先发飙，痛斥他们的不端行径，其后陈明老师也站起来，激动地拍着桌子说到：“你们这样玩阴招，把我们排斥在外，难道我们人品有问题吗？作风有问题吗？”笔者当时也在一张打印纸上写了“十问”其合法性，贴在系办公室前的廊柱上，引起老师们围观，拍手称快，可见当时的人心所向。其时出国人员培训部的谢永年主任也来系上踢门，会议室的门被踢得咚咚作响，大闹了一场，为他的妻子落选高级职称而打抱不平。

当时，那几个系务会成员戾气很重，为了各自的利益，已结成帮派，在校方林三义的鼓捣下，系主任胡云锵老师已奈何他们不得，常与几位系上的老同事相约来寒舍小聚，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闷烟，借以抒发心中之块垒。不久之后，胡老师的系主任一职也被夺走，家里的公务电话也被新晋之人向学校要求撤除。那个年代校园里给干部安装家庭电话是要有级别的，让胡老师感到莫大的失落。他多次说自己感到深深的内疚，对不住系上的老师们，自责了一段时间，终至卧床不起，正应了一句古语“赍志而殁”，在极度郁闷中无疾而去。其实人生如寄过忧何为？当年的系工会主席刘期武老师曾感言：“胡云锵是怄死的。”这句川话之意说胡是被活活气死的。记得那年胡老师的遗体停放在九眼桥附近的成都殡仪馆里，老师们先后前往吊唁。据刘世光老师回忆，胡老师临终前他守候了一整夜，后来还到殡仪馆协助布置灵堂。二代学人之间的情谊深长，可圈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