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代昆：草书之源、流、承、变略议

文/邓代昆

什么是草书？最通常的说法，说它是省简隶书而成的一种书体，是隶书的便捷。正如唐代张怀瓘所说的：“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之意，谓之草书。”简言之，就是一种赴急之书。事实上对于草书说法历代不尽统一。《宣和书谱·草书叙目》便说：“草书之目，论者纷如，或以为藁草之草，或以为草行之草，或以为赴急之书，或以为草昧之作，然则谓之草则非正也。”这就是说，有人说它是拟稿用的藁草的草，有人说它是书写随意，不拘拘于规矩绳墨的草行之草，有人说它是赴速急就，因草之意的草，更有人说他就是潦草蒙昧的草。对于这一点，刘熙载摡括得很好，他说：“书凡两种，篆、分、正为一种，皆详而静者也；行、草为一种，皆简而动者也。”又说“正书居静以治动，草书居动以治静。”一言蔽之，草书即是一种相对篆、隶、揩书，在字形上笔画简省、笔意连绵、书写便捷；在字势上风动云行，波翻浪逝，极具乎动感美的书体。一般概念上的的草书，分为章草、今草（小草）、狂草（大草）三种。

章草书出于隶书，是隶书的一种便捷形式。那章草起于何时呢？许慎“汉兴有草书”，说它起于汉代。而赵壹《非草书》又说它起于秦末。他说：“秦之末，刑峻纲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隶草”实际就是章草的雏型，综合二人的说法来看，章草形成于秦季汉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近代以来，问世的大量汉简，更是“汉兴有草书”的力证。其中《银雀山汉简》，时间可以早到西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那些简书虽然还保存着篆书遗痕，但它们的用笔、结字、布白都隐然包含有章草的意思了。其它如西汉的《马王堆竹简》、《马王堆帛书》，都能找到这类例子。而发生在西汉末期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就大多已是纯然的章草书了。〖举图1〗

那么，章草的名称，起于何时呢？说法也有多种。王愔说是在“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汉俗简堕，渐以行之。”章草是因史游《急就章》而得名的。但张怀瓘却说是东汉建初时有“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书。”是因为用这种书体来章奏，后世人所以它把它称为“章草”的。有的甚至以为就是汉章帝始造，以章帝之故而定名的。唐代的蔡希综和张彦远就是持的这种看法。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看，章草之名起于章奏的说法应当更为可信些。宋代的米芾就说过“章草乃章奏之草”。汉代、三国、两晋的章草书大家很多，现今尚有遗迹传世的便有：汉的章帝、张芝，三国魏国的蔡琰、吴国的皇象，西晋的索靖、陆机，东晋王羲之。章草成就最高的历世公认的是杜度和张芝。张芝的章草是学杜度的，而三国时的韦诞，却以为张芝的成就是超过乃师的，他说张芝于杜度能够“转精其巧，可谓草圣，超然绝后，独步无双。”不过，唐代人张怀瓘不这样看，其在《书断》中说：“虽史游始草，书传不纪其能，又绝其迹。创其神妙，其惟杜公。”又说“伯英损益伯度章草，亦犹逸少增减元常真书。”虽然在增减润色上很精美，用意也很理想，但其“高深之意、质素之风，俱不及其师也。”所以断言“章草古逸，极致高深，则伯度第一。”并列杜度章草于“神品”之目。杜、张二人的章草书遗迹到今天几乎没有，《淳化阁》中仅载有张芝的《秋凉平善帖》一件，要作裁判，实在太难。但既然古贤们尊之如圣，想来二人也如春兰秋菊，瘦燕肥环，是各抱其美，各为独步的。隋唐而下，以章草见称的人不多，元代岀了个有邓文原，但影响不大。赵孟兆貝能写，但不是强项。唯明代的宋克，算得上一个挽狂澜于既倒的大宗，他的传世墨迹有《急就章》、《公讌诗》、《李白行路难》、《定武兰亭跋》、《孙过庭书谱》、《七姬志》等。有清一代，除清初的傅山能此书外，几近绝响，一直到了近当代始有沈曾植、王世镗、王遽常、郑诵先等人出，中间王遽常最是突出，用古篆入章草，颇见新意，大有超迈古贤之势。〖举图2〗

　今草，也叫做小草，是草书中最常见最流行的一种书体，是由章草脱胎演变而成。今草的特征，于右任先生说它是“其为法：重形联，去波磔，符号之用加多，使转之运益敏；大令所谓穷伪略之理，极章纵之致者，最为得之。”这段话的意思是，今草比章草，今草更重视字形上的连缀，损减去章草波磔，符号代替点画的情况增多，在使转上，比章草更加灵活敏捷。王献之所说的“不拘拘于规矩，尽量损简点画，把章草纵逸的一面，推向极致”，今草书可谓是完全做到了的。今草与章草的最大不同处是，今草将章草中波磔笔画的外发上挑，变为回锋内收；将字形的横向取势，变为纵向取势；将章草的单字独立，字字为营，变为上下字间的气势通连，顾盼照应；偏旁之间，假借共用，点画因势，或合或省；字形大小斜正，不拘一律，刚柔相济，疏密相宜，行笔捷速畅达，协调自然。

　　而今草书又是开始于谁的呢？张怀瓘以为始于张芝。其在《书断·序》中说“章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又说“然伯英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看来，张怀瓘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但他却同时又在《书断》卷上中说：“逸少与从弟洽，变章草为今草，韵媚宛转，大行于世。”也说得很是明确，今草应为王羲之、王洽所创。有一段王献之对其父羲之所说的话，似可以用来佐证，他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合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说：古人的章草书体，尚未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高妙超逸，原因就在它还设有完全从隶书（真体）的影子中脱离岀来。希望你能放弃以往，不要太拘泥于六书的规范，应该大胆的省略合并点画，把草书的审美推到极致。在前人的基础上，创新岀与其完全不同的新草书体。王羲之听了儿子的这段话，想必是有所行动的。那么，献之既能做父亲的说客，难送道他自已就不会去亲自也做一做？虞世南就认为他是做了的，而且很成功，也是今草的开创者。他在《书旨述》中说“逮乎王廙、王洽、逸少、子敬，剖析前古，无所不工。八体六文，心揆其理；俯拾众美，会兹简易；制成今体，乃穷奥旨。”这样一来，又多出了一个王廙来。如此多的说法，那到底究竟谁是今草是创造者呢？在事实上，任何一种新书体的岀现，都不是从天而降，能够由一人一时一蹴而就的，都有一个孕育和渐进的过程。中国人历来就有英雄创造历史的情结和愿望，喜欢把历史上所有伟绩都归功到某一个英雄人物身上。早于张芝的汉代书家崔瑗在其《草书势》中有这样描述：“抑左扬右，望之若欹”；“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绝笔收势，馀綖纠结”；“机微要妙，临时从宜”。这些描述中，包含了草书的欹侧、连缀、环绕、应变，这样的气势状态，显然不是 “字字区别”的章草所具有的，这就说明了在汉末，早在张芝以前，今草、或者一种类似今草的书体，就已经普遍地流行了。张芝只是这种书体的集大成者，而王廙、王洽、羲之、献之等，则都是不断完善、最终完成定格这种书体的人物。因此，今草作为一种书体完成，是以上诸人、甚至更多人共同创造的成果。张芝或者可以看成中间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一个。王羲之说：“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馀不足观。”看来王羲之也是服膺张芝的。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张芝遗迹已经是希如凤毛了，只有《淳化帖》中载有他的五件帖子，分别是《冠军帖》、《终年帖》、《欲归帖》、《二月八日帖》、《秋凉平善帖》。还不能保证它们是不是真的。 “晋末称二王之妙”，二王父子的成就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传世的作品不少。羲之最众，中间以《十七帖》最负重名；献之的草书大多夹杂行书，但用势上较今草反倒恣肆奔逸，可视为后世大草的嚆矢。今草应为晋代人主要使用的书体，故能手多多，如司马炎、王衍、张华、卞壶、王导、郗愔、毛喜、桓温、王廙、王洽……，至今犹有遗迹传世。由晋而下，擅长小草书的名家代不乏人。如：南朝的王慈、沈约、智永、陈逵、唐朝的李世民、欧阳询、虞世南、李怀琳、贺知章、褚遂良、孙过庭、怀素、高闲，南唐的李煜，宋朝的文彦博、蔡襄、薛绍彭、米芾、赵构、范成大、文天祥、元朝的赵孟兆貝、鲜于枢、吴镇、康里巙巙，明朝的祝允明、文征明、陈淳、王宠、丰坊、屠隆、邢侗、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史可法、徐渭、岳元声，清代的陈奕禧、黄慎、郑燮、奚冈、包世臣、蒲华，直至近当代的于右任，都是在小草书领域自创营垒，同着千秋的人物。〖举图3〗

大草，也叫狂草，是今草的一种放大形式。较之今草，狂草的遣笔用意，益加恣肆纵情，左盘右旋，一笔而成，使气息贯达始终。其笔画较之今草也更加简略。结字、章法，不守常规，点线的钭正、轻重、收放、疏密、迎让，参差错落，变化无方，极尽夸张能事，一切皆受命在意势之中。没有刻意的预构经营，所有的行为都在情性的驱使掌控中，笔墨点线不过是书者性灵的流淌，一切的韵味、天趣、激扬、骇动，都来自不期而遇中。“曼舞轻歌新秋月，惊雷震电崩云黑。”是抒情的，是表现主义的，是浪漫主义的，是极度张扬个性的，是排山倒海的交响乐章，是书法众美的渊薮攸归。

狂草之开创，有以为始于献之的。说是献之合张芝与其父羲之之法创“一笔书”。什么是“一笔书”呢？就是米芾说的：“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看起来，真很有些大草书的意思。这种一笔书，被张怀瓘赞之为“兴合如孤峰四绝，迥出天外，其峻峭不可量。”意思是说：一笔书，在其得意时，如孤峰抜地，直逼霄汉，其峭拔险峻不可限量。所以被张怀瓘誉为“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的一种书体。今天我们观赏献之的《中秋帖》、《鸭头丸帖》，确乎大大有此种感觉。这种书体，实为献之“行草之外，更开一门”，“非行非草”的所谓“破体”书，还不是后来意义上的“狂草”书。

真正的狂草书，开始于张旭、怀素。椐言狂草之得名，还是因于二人的。因为二人都善饮酒，而且每饮必然大醉，醉后皆呈颠狂状态。《新唐书·文艺传》记载：张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世呼‘张颠’。”李颀《赠张旭》诗也说“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左手持蟹螯，右手执丹经。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狂呼大叫，挽发濡墨，旁若无人，“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其得意忘情的酣态，跃然眼前，真真是何其狂也。张旭的善饮，位胪盛唐的“饮中八仙”之列，杜甫颂之为“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云漾霞飘，烟霏雾结，其得意之作，都是在此情状中产生的。而怀素的嗜酒善饮，比起张旭来丝毫未有稍加逊色。“人人送酒不曾沽，每日松间挂一壶”（怀素《醉僧图》）、“骏马迎来坐堂中，金盆盛酒竹叶香。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以后始颠狂”（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李白《草书歌行》）、“金尊竹叶数斗馀，半饮半倾山衲湿。醉来把笔猛如虎，粉壁素屏不问主。”（贯休《怀素草书歌》）与酒可算作是形影之恋了。怀素饮酒既不减张旭，而其颠劲狂劲也可与之颉颃。怀素“自叙”中自述御史李丹语有：“昔张旭之作也，时人谓之张颠，今怀素之为也，余实谓之狂僧，以狂继颠，谁曰不可。”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说他：“张老颠，殊不颠于怀素。怀素颠，乃是颠。……负颠狂之墨妙，有墨狂之逸才。……一颠一狂多意气，大叫一声起攘臂。”五代时高僧贯休在观怀素草书后也说：“张颠颠后颠非颠，直至怀素之颠始是颠。……颠狂却恐是神仙，有神助兮神莫及，铁石画兮墨须入。”其舅氏钱起更是说他：“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看来张旭之颠还是未及怀素的呢。说到二人书艺，韩愈说张旭是“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又说“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而李白说怀素是：“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看来狂放是张旭和怀素草书的共性。但他们的这种狂逸下的精神内核还是有所区分的。黄山谷用“旭肥素瘦”来划分他们，山谷所指，只是二人笔墨的外部形态罢了。若从内部的意蕴精神来观，张旭似乎益加地激越豪宕，而怀素益加地飘渺空灵。原因在他们一个抱着入世之情，一个怀着出世之心。张旭留下的遗墨不多，仅《古诗四帖》（有以为乃五代僧彦修所作）、《肚痛帖》、《千字文残石》、《心经》，数帖而已。怀素所传要多些，最知名有《自叙帖》、《大草千文》、《圣母帖》、《律公帖》、《食鱼帖》等。旭素而后，宋代的黄山谷自然是一狂草大家。山谷草书初学周越，大费岁月，直到晚年才开始学习苏舜钦、张旭、怀素、高闲等人狂草。山谷自言在见到怀素《自叙帖》以后，他“谛观数日，恍然自得，落笔便觉超异。”以是大成。山谷对自己的狂草颇为自负，尝言：“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数百年来惟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尽其宗趣，其馀碌碌耳”。明代人沈周也如是说，以为“山谷书法，晚年大得藏真（怀素）三昧，此笔力恍惚，出神入鬼，谓之‘草圣’宜焉！”山谷草书遗墨甚夥，最着者便有《诸上座》、《廉颇蔺相如传》、《李白忆旧游诗卷》、《花气薰人诗帖》、《寄贺兰铦》等。有宋一代，狂草大家绝少，强索之，苏舜钦、赵佶可各领一席，其馀不足观。到了元代，益加杳渺，堪称翘楚者，鲜于枢一人而已。明代是一个大草书复兴的时代，高手辈出，宋克、宋广、宋璲、陈壁、张骏、解缙、张弼、李东阳、祝允明、文征明、陈淳、文彭、沈仕，徐渭、詹景凤，交相辉映，形成一代亮丽风景线。王铎、傅山，可视为清初并辔抗行的狂草大家。二人而后，有清一代狂草几近息声，馆阁干禄及倡碑薄帖应当是造成这个现象根本原因。近当世林散之老人于大草书有独得，实可谓为大宗。〖举图4〗

赏析

邓代昆，四川省成都市人。历仼成都市博物馆研究部主仼、学术委员会主仼，现为成都博物院书画艺术院院长，成都市文史研究馆员，成都市“非遗”专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对外交流文化礼品创作特别指定书画家。中国国家画院沈鹏导师工作室第二届书法精英班、学术理论班结业。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囯文物学会会员，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中国书法研究院艺委会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四川省书协篆刻委员会副主任、理论委员会委员，四川省草书学会常务副会长，四川省书学学会副会长，四川省美协会员，四川省作协会员，成都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顾问，四川省新文人画院首席顾问，四川省政协书画研究院书法专委，成都市政协画院副院长。作品入展中国书协主办的全国第三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览、全国第二届篆刻艺术展、全国首届扇面书法展、全国第七届书法展、全国书法百家精品展、世界华人书画展、“冼夫人杯”全国书法大展、全国二届草书展等展览22次（获奖4次）。西冷印社主办的首届手卷楹联扇面大展等展览2次（获奖2次）。书画篆刻等作品及有关文章长期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艺术作品及文章被收入多种专集。有个人艺术专着、艺术作品集及合作、参予编着书籍多种。

　　……在才艺上，邓代昆书、画、印、诗、文均为上品，可谓“五绝全才”，在当今书画界堪称凤毛麟角。我国着名文艺评论家黄笃维先生在《我所认识的邓代昆艺术》一文中就曾称其为当今中国书画界“寥若星辰”的全面发展的艺术家。邓代昆信奉“板凳须坐十年冷”的艺术积累原则，一生遵循“勤”与“悟”的治学主张，所以在他的艺术中不无体现出一种丰厚的文化底蕴和修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李铎评论说：“邓代昆书法融合碑帖，博采众长，其小草书严谨而自由，章法奇倔多变，风格偏于飘逸一路”，“系飘逸之草”。着名画家、美术教育家黄纯尧教授则评论说：“邓代昆先生的草书,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彩，线条宛转多姿，用笔含蓄老辣，章法随心所欲，别具一格，大小相间，欹正兼得，一气呵成，生意盎然，显示出对草书语言的独特感悟力和表现力。”邓代昆苦心探索的“小草体制”被书法界一致认同，书界权威人士曾以“远胜古人”之辞给予高度评价。其书法篆刻作品已出版过《自读楼艺术》、《邓代昆书法集》、《三人集》、《三人迹》、《三人行》等专集。除了致力于艺术创作外，邓代昆又潜心于艺术理论的研究，去年出版的《广艺舟双楫注译》一书，是他所做的最有代表性的研究工作，这部49万字的学术性书法巨着凝聚了他多年以来的心血，我国艺术史权威殷荪先生在“序言”中用“功德无量”四字对该书价值作了高度的定位。成都画院院长、蜀中才子田旭中对邓代昆的评价是：“博学、机敏、雄辩、诙谐，尤善文辞，倚马可待。不论是写恣肆汪洋的论文，还是独抒性灵的散文，不论是用凝炼精致的古典语，还是明白晓畅的现代语，都能得心应手，各臻其妙。这种学养和功力，恰恰是当今一般书画家所欠缺的，这正是邓代昆书画艺术上的支撑点和得力点。”

　　艺术的美，展现着艺术家人格力量的美。与邓代昆交往是一种快意的享受，他那艺术家的坦诚和天真会让人感到一种纯粹本真的美，而观看他的艺术，又会让人引发出一种来自生命底层的激情共鸣，让心灵得到空前的振奋和焕发。虽然，邓代昆拒绝了我们给他的“艺术大师”这个称谓，但不可否认，“邓代昆”这个笔墨飞彩的名字，正宛如艺术天宇中—轮冉冉托起的朝阳，闪射出迷人光芒。（摘自曾策先生《飞墨书锦绣点彩写风流——享誉海内外的书画篆刻艺术家邓代昆》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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