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饥饿严重地困扰着人们。大跃进并没有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也没有实现超英赶美的宏愿。相反陷于严重的经济困难,进入了大到柴米油盐小到针头线脑都要凭票凭证供应的岁月。
我参加了农村的水肿病调查。初到农村,我惊讶地发现人民公社集体食堂的大锅里,只见青菜不见米。田边、路边有倒下的、快死的人,水肿病随处可见。下乡的大批医生在每个村设置的临时收治点,治疗药物是米糠、黄豆,即所谓的“康复粉”、葡萄糖。作为补充养料,紧急改善饥饿快倒下的人们。据说我们去以前因为饥饿倒在路上的人是常见的,甚至死亡。
一天我走在田埂上,见农田大片荒芜,未见农民在田园耕种。远处有三个人在地里蹲着,在等谁呢!只听有人说:“医生来了……”。他们认识我并不奇怪,因为农村来了大批的医疗队都是陌生人,我没有在意。当我走近时才看见地里躺着一个人,大家正围着他束手无策。“是生病了吗?”我惊讶地问道,没人回答。他们对我的到来显得很冷漠,知道我是医生也不向我求助。为甚么呢?心里十分不解?
躺在地上的是男人,30出头,我想可能是癫痫发作?但那人安祥地一动也不动,双眼紧闭,没有癫痫的任何症状。我蹲下去查看也无人阻挡,摸他的脉搏是正常的,检查四肢和腹部也未发现有异常的地方。在继续检查他的时候我发现他意识清楚,就是不回答。我问旁边的人他吃过什么?我象惹了祸似的群起而攻之,“哪有吃的?很久没有见过米,连每天喝的厚皮菜汤也没有了……”。 我一下明白了,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在一个生产队的大食堂,看见农民们集体在喝菜稀饭。现在没想到转眼连最贱的厚皮菜汤也没有了。我没有再去想他是甚么病,眼下这个人是几天没有吃东西。我立即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荷包,有了,有一颗糖。我掏出来去掉包裹纸,把它放在那人的嘴边,他马上张口吃起来。吃完了约两分钟他就伸开眼睛,坐起来了。他有气无力,两眼无精打采地充满感激的目光点点头。旁边一个女人一下子握住我的手,两眼泪汪汪地说:“医生,你是好人,糖多稀奇。你救了我男人的命,我记得你……”。她扶起那人,站起来慢慢地随着人们向林盘里面的房子走去。
那是幼小的儿子送我上汽车的时候留下来的。我从城里离开家的时候,母亲抱着他送我,我怕他哭闹,特地带上两颗糖。他看见我们提行李上车果真大哭起来,我连忙给他一颗,告诉他:“妈妈下次回家来的时候再给你买”。他很听话,一边哭一边点头。第二颗糖还来不及给他就上车走了。这些天我也舍不得吃,就留下了。
母亲心地善良、厚道、好客,尽管物资奇缺,她的习惯还是要储存一点食品。母亲说:“三天不吃饭,也要装个卖米汉”,“危难中见真情”,“要厚待别人、薄待自己,宁肯自己少吃、也要大方对人”。她认为别人来看望你,说明有心有情,不可嫌弃。
周末回家,看见母亲在城里的日子也难熬,为了儿女们省吃俭用,甚至忍讥受饿。那时生活紧张,副食品供应困难。每人每月19斤粮,半斤肉,后来肉减少到2两、青油2两、蔬菜2两、糖2两。糖少见,肥肉、面粉成了奢侈品。其他的物品也要凭票供应。母亲为了能买到肥肉,不论酷暑、寒冬,她都在清晨4点天不见亮的时候去排班站队。
她还学别人的经验,用废罐头盒按定量为每个人蒸饭,细粮搭配粗粮。因为一斤细粮可以买5斤红薯。小妹在工厂技工学校,粮食多几斤,她自己舍不得多吃,节约的饭、用手巾包回家交给母亲再分给大家。
儿子幼小不懂事,吃完自己的饭就望着外婆要,母亲一次次地将自己的饭给他,直到他吃饱。我们夫妇不能在孩子身边,全靠外婆给他以爱,是她自己缩食去填饱外孙的肚子。同时,母亲又将全家积攒一起的一斤糖票给儿子买糖,每天给他一颗。我返回驻地的时候,临行母亲为我炒一瓶香味扑鼻的豆豉肥肉丁。我知道那是母亲从全家人、从她那一份食品中挤出来的。现在,肥肉和油大都扔进了垃圾桶。我经常会想起这些。母亲为我们担起家庭的担子、照顾孩子,是全家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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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妯娌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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