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回乡以后，好心的二表婶立即给她送去了一条黑丝头帕。要她包在头上，打扮成农村妇女模样，以免短发遭来罪名。母亲孤寂地住在祖上早已破旧不堪的房屋里，重新加入当地五类份子的行列，接受监督改造，经常与一群“阶级敌人”一道上山劳动，去农场劳动，去镇上扫街。
那段时间我的工作很忙，经常顾不上照顾幼年的孩子，心情很不好。平时由于领导和同事对我的印象都好，关系很融洽，一次，偶然间我碰上组织部的一位干事。她在问候中得知母亲的情况后十分诧异。她说组织部门并没有做出决定要通知我母亲回乡，并表示马上给我出具证明让母亲回来。哈！我为甚么当时没有怀疑过来人假传圣旨呢？
其实我已经多次发现这位”朋友“当着我的面夸奖我，背地里又会去领导那里“奏“我的”本”（说坏话）。例如如有一次母亲到我工作的地方来看望我，准备将我在农民那里买得的蔬菜带回家，恰巧被她碰见。被她背地告到领导，领导还专门为此事和我谈话。这次这样的大事我为何如此糊涂？太轻信人的结果，让母亲抛弃骨肉亲情孤独凄凉地生活在异地，让这人把自己的“前程”建立于我亲人的痛苦上。
我连忙给母亲发信，并寄去证明。当母亲在老家收到突如其来消息，激动万分。她一贯把骨肉亲情看得比钱财还重要，眼下可以回到儿女身边，是何等高兴。
母亲又回来了。她虽然不喜欢这位传假消息的朋友，但也很宽容，只是提醒我要心有成府，不要被笑里藏刀，口事心非，口蜜腹箭的人所利用。
母亲和我在这件事上还算幸运。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好的结局。比如我们的邻居的母亲，80几岁了，与母亲是相同情况，也是地主身份。我们两家共用一个厨房。老人瘦小背舵，行动艰难，整天坐在厨房里一个布满灰尘的小角落里无人理会。每天她家其余的人在家里坐在餐桌上吃饭，亲亲热热。她却独自一人坐厨房的角落里端着小碗，吃得慢而艰难。
一天，我发现老人的脸肿了，而且还有带血迹的伤疤。母亲心酸地告诉我是她儿子打的。而且还是我惹的祸，因为我感到老人孤寂，给了她一些糖果，她儿子发现后，认为老母有失他的面子而殴打老人。我们为老人难过，但也做不了什么。老人只有这一个独子，老伴很早就去世了。她家以前田地不少，儿子也得到很好的教育。解放后她被划成地主，被没收一切后，只能跟着儿子生活。儿子却嫌弃她连累了自己，让他背上了出生不好的黑锅。她儿子和和儿媳妇那些年也一直在阶级斗争的风暴中挣扎，因此带领全家要表明和母亲划清“界线”，才有当时我们看到的一切。听说我母亲被要求回原籍时，那做儿子的也很快将母亲送回原籍。但以后再也没有回去看望过，更没有再接回来。很难想象那老人孤身一人回去后的状况。
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评论那个儿子。那个时代一个十分沉重的枷锁，就是家庭成分或者叫家庭出身。在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岁月，家庭出身就决定一个人前途命运。一个人如果出身在地富反坏右或者资产阶级家庭，无论怎样努力，都很难有多大前途。而稍稍有一点小毛病，则可能立即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那时候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话是这么说，但一涉及到具体问题，还是唯成分论。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别的都可以选择，唯独家庭出身无法选择。由此多少人一生下来，就被打上阶级的烙印。从建国以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家庭出身是压在很多人心身上的一座大山，摧残了两代乃至三代人，不知道给多少家庭带来了悲剧，让多少人扭曲了心性。
2001年，回国时和母亲及表弟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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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学薇的先生在她80岁生日时为她赋诗一首，贴切地总结了她的一生：
迈越坎坷一路平，身心健美世所钦。
医精德馨口碑在，齐家理政令名存。
含饴弄孙天伦乐，修辞立诚诗人情。
八十春秋可圈点，松贞鹤逸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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