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环境多恶劣多困难，好心的人都不少。我的学习班不能留儿子吃住。儿子提前一天来，如果到了郊区时间还早，儿子就去小弟那里。小弟最初也在我这个学习班的地方关过一段时间，后来转到另外一个乡下小学里的学习班。那个学习班“等级”低一些，儿子去还可以留一宿。如果到从市里来下车时间太晚，儿子不敢天黑了一个人走乡间的路，只有回我们被抄过的几乎一无所有的家。那时候大家做饭只有蜂窝煤，儿子临时回到家里不能做饭，就吃外婆给他准备的干粮。晚上没有被子他就用没有枕套的枕头心和报纸堆放在身上。一位邻居知道后，叫她儿子每次送些吃的给他，还带上被盖让两个小孩一起睡。以后母亲常常夸那位好心的邻居，说她在那个时候能够不怕牵连地帮助我们很不容易，很多人做不到。母亲叫我一定要记住那份可贵的人情。后来每次回国，我都专门找时间去看看这位邻居。
在学习班还有一件事让母亲和我也一直忘不了。在我被审查被逼迫交代问题压力最大的时候，一天回到集体寝室，我发现枕头下面不知道是谁给我放了两个很大很好的雪梨。那是平时都很少见的。在那处处充满敌意、完全看不到出路的绝望环境里，那两个雪梨让我暗地里泪流满面。要知道我是学习班的重点审查对象，我的一言一行都被严密监视，我住的寝室也是10几个人的大寝室，做这种事是要冒很大危险的。知道有人还冒险关心我鼓励我，我自己心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坚强了很多。觉得为儿子为母亲为先生，也为这些不惧危险关心我的人，再大的冤枉和委屈我也不能放弃，一定要坚持下去。
后来出了学习班一段时间以后，我才知道那两个梨子是机关里的同事王淑芳偷偷放的。她先生是出入藏区的汽车司机。四清前在藏区行车时因为晨雾太大误撞死了人，被送去劳改了一段时间。当时她一个人带着3个小孩子心情很低落，生活也很艰难。机关里不少人还很歧视她。因为住在一个宿舍楼里，很自然我知道她的情况，就一直开导她鼓励她。母亲也常常让儿子送些自己做的食物给她孩子。所以她相信我不是什么坏人。因为她先生的问题，她也进了学习班，但只是一般成员，不像我是工作组的重点。所以她在学习班自由很多。她先生劳改结束后继续开车。她先生从藏区带回来的金川雪梨，那时候很珍稀，平时买不到。学习班没人监视她。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偷偷给我放了梨子。我给母亲讲过那两个梨子对我的影响。很多年后，母亲都在念叨这件事。她说患难才见真情，说起来简单，做就太不容易了。何况是那种时候那种地方。
学习班里有几位过去的领导。他们学习的目的与我们这些“牛鬼蛇神”需要审查的人不一样。他们是等待接受群众批判后，站出来官复原职，继续作领导。所以他们很快就得到了“解放”。剩下来的就是些“国民党残渣余孽”和我这个莫名其妙的“大地主”、“大资本家”后代、“潜伏”下来的“特务小姐”。当然，到最后，不论是在我先生身上还是在我身上都做不出什么文章。“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慢慢就拖下来了。后来运动逐渐降温，学习班也开始给我逐渐“松绑”。
1969年元旦放假，我也被列入了可以外出一天的人。对一直做着可能被送进监狱心理准备的我来说，真是喜出望外。先生没有我幸运，他在另外的地方继续接受审查，但我一如既往相信他。母亲也是让儿子早早地来学习班等候我。离开学习班，觉得天气特别好，阳光灿烂，晴空万里，淡淡的云彩飘逸。大慨只有被囚禁过的以为再也不会有自由的人才能体会到我那时轻松、自由的心情。我带着儿子直奔自由市场，准备买肉包饺子。猪肉当然有定量要票。我在学习班也收不到肉票。只能在自由市场上买了农民卖的狗肉，做狗肉饺子。那个元旦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最美好。那一顿狗肉饺子也使我终生难忘。
80年代末，母亲和家人在望江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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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越坎坷一路平，身心健美世所钦。
医精德馨口碑在，齐家理政令名存。
含饴弄孙天伦乐，修辞立诚诗人情。
八十春秋可圈点，松贞鹤逸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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