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悄悄地走了（2）

晚上回到病房我才知道当天下午斯通先生改变了生命的code to DNR/DNI. 一接班，我首先去看斯通先生，他脚上的Wound Vacuum 已经关了，右手臂的Picc line 正滴注着吗啡每小时一毫克，呼吸倒是平稳了很多。
我关心地问“痛吗？”他摇摇头。
“有不舒服吗？”我再加问了一句，他还是摇摇头。
我把call lights放在了他的手上，“任何需要帮忙的时候，请打铃。”他轻轻地点了点头。这是我工作中每天查房时说的最多一句话，显然这时对斯通先生并不适合。出门前我拿下了挂在床边的NPO sign.原本第二天，计划在他的左臂开个长久性的血透管，现在看来已经不需要了。

虽然24床变成了M/S，没有心脏观察仪，不测任何生命体征，我以为斯通先生应该不会这么快就到上帝那儿去报到。“今晚但愿他不会走”，我对床位护士莱妮这样说道。

可是，当一个人执意要与体内所有的痛苦绝别时，对于死亡不再恐惧，斯通先生偏偏这样悄悄地走了。早上，踉踉跄跄的太太由女儿扶着来到病房，默默地静坐在床边。这一家和斯通先生一样，平静的没有零星的哭声。
“您能把他的嘴巴合上吗？”斯通太太对我提出。
这时，我赶快拿来了医用长纱布，在莱妮的帮助下，一手托着死者的下巴，一手一遍遍地向他的头部绕去。
“看上去会有些可怕，可是效果很好。”我一边向家属解释，一边手不停地绕着纱布。
“我不介意，他平时说话不多，我不想让他张着嘴巴去跟上帝争论。”斯通太太熬着内心的伤痛还是很慢悠悠地说话。

对于遗体，必须拔除身上所有的管子才能移放进白色的封闭口袋内。可经验告诉我，这个case，若是拔了身上任何管子都会流血不止。犹豫再三，我还是小心翼翼地把picc line拔了，这么小的一个洞，果然血流如注，我不得不把他的右臂严严实实地裹在厚厚的 chux pad里，如果再拨Quinton catheter，不就等于给遗体放血吗？我不禁一阵寒颤。终于，我在Release form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说明没有拨管的原因。

现在，他是这样的安祥和宁静，就像刚刚睡着了一样的自然。一如我们把他收进病房时的那天问东问西，我和莱妮又把他好好清洁整理了一番，把他交到了上帝的手中。

医学是用来治病的，不是用来对抗人体的。但临床往往有过度纠正，治疗一系例的反思。这个病例，从停抗凝药到增大脑梗的危险；又从补液加重肾衰竭；纠正失血导致心肺功能紊乱，很快整个机体无法自身代偿，而一路走下跛路。治疗还是折腾？没有一个人会按着书本生病。

我敬佩斯通先生在生命最后时刻所做的洒脱的决定，去见上帝也要豪爽。当一个病体没有任何治愈恢复的希望，任何所谓积极的治疗都是对生命又一次的伤害。医学没有奇迹。

早上九点多了，我和床位护士菜妮步出病房，穿过医院宽大喷水池，条条水龙正有活力地射向高空，为一个刚刚逝去的灵魂不息地高昂着。

这次，莱妮不哭！“我走的时候能像斯通先生那样爽快，从容就好了。”她转过头来望着我。
“我也是！”
这是俩个刚刚送走生命的人，对死亡的感悟。

太阳高照，满地生辉。所有的植物和鲜花在洛城温暖的阳光里斗丽争艳。

深吸一口气，生活依然浅行在平凡的轨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