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刚参加工作不久,沈阳市委要修于洪机场,动员了很多人,母亲他们这批刚参加工作的土改宣传队的四五十人也被派去修机场。当时的沈阳周边还有很多荒地和树林子,水泡子也特别多,而且还有狼和狍子出没。于洪机场那个位置就是一片荒草地,修机场的人没地方住,只能在荒草地上搭窝棚。窝棚虽然简陋,但睡觉没问题,难受的是蚊子特别多,每天他们都被咬的到处是包。所以领导来的时候大家就嚷嚷条件太差了,要求领导采取点防蚊措施,比如提供蚊帐或蚊香什么的。没想到领导却说,你们就豁出去一条腿喂蚊子吧。那时大家才明白,干革命吃苦是很正常的事。不过那时官兵一致,领导也和她们一样住窝棚,挨蚊子咬。大家也就没什么话说了。
于洪机场还没修完,母亲他们整个土改宣传队就都被派去做土改纠偏的宣传工作。
刚解放时,沈阳郊区按东西南北划为四个区,即:东边的深井子区,西边的马三家子区,南边的苏家屯区和北边的新城子区,四个区下面还有很多分区。母亲他们不到一年的时间,几乎走遍了这四个郊区的各个行政村和自然村。
到了农村就是吃派饭了。母亲说,他们都喜欢吃中农家做的派饭,相对干净也好吃。其实哪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冬天时基本都是高粱米饭和盐水煮豆子和咸菜,如果咸菜用油炒一下就是很好的东西了。那时母亲已经与郭玉芹分开了,郭玉芹被留在机关当打字员,后来嫁给了廖沫沙的秘书范志忠。高岗进京的时候,他们两口子也去了北京。此后虽然俩人还有联系,但一直没再见过面。母亲说,郭姨身体一直不好,第一个孩子还是个痴呆儿,所以心情也一直不好。估计现在已不在人世了。
和母亲分在一组吃派饭的是孙姨孙玉芝。母亲说孙姨很泼辣,不像她心脏,看见不干净的饭就吃不下去。有一次,母亲和我孙姨俩忙完了一天的工作,晚上去老乡家吃派饭。进屋一看,房东婆娘在外间忙乎,屋里刚会爬的孩子拉了一炕,弄得满炕都是,一进屋就一股臭哄哄的味。母亲当时就有点反胃,饭都不想吃了,可孙姨不在乎,对母亲说:我来收拾,你去外屋帮忙吧。不一会孙姨就把孩子和炕都收拾的干干净净,就喊母亲进屋吃饭。
吃派饭也不是白吃,政府给工作队的队员发饭票,吃饭时要给老乡饭票,老乡则会拿着饭票去政府领粮食。孙姨是农村来的,朴实能干,待人特别热情,对工作也是全身心投入,似乎有用不完的劲。母亲说:那时的人都那样,不管多累多苦干的都高兴,因为大家亲如兄弟姐妹,领导也没有架子,也和她们一样干。
孙姨比我母亲大几岁,参加工作不久就结婚了。后来俩口子被抽调到南方城市接管工作队随四野去了湖南郴州,一直在那工作到退休。孙姨走的时候,母亲哭了一场,毕竟俩人已经情同姐妹了。母亲和孙姨的联系一直没有断。文革后的一年,孙姨出差到沈阳,去母亲单位找她,恰好那几天母亲因为做子宫肌瘤手术在家休息,而前几天母亲单位一个和她同名同姓的一个人刚刚去世。孙姨以为是我母亲呢,当时就大哭一场,没仔细再问就回去了。等母亲上班后听说了,赶紧给孙姨写了封信。自那之后,俩人的联系更加频繁。等孙姨和母亲都退休后,孙姨就经常来电话,一唠就是半天,说她越来越想念过去的老同志,尤其是母亲。一个劲邀请母亲去湖南家里住几天。后来,母亲七十多岁的时候,在孙姨的一再邀请下,我弟弟特意请了假带我母亲去了郴州。临走时,两个老人都依依不舍,一个劲抹眼泪,都觉得也许是人生最后一次相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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