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之后不久,中国就开始了大跃进。那时中国老百姓都以为共产主义离他们不远了,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所以大家都干劲十足,很少有抱怨和不满的。母亲说她们单位的大跃进就是春天下乡帮农民插秧,秋天帮农民搓玉米粒。本来每周就只有一天休息,大跃进后连这一天也没有了,而且正常上班的时间也是几乎天天加班。
我那时有奶奶带着,父亲母亲可以放心去大跃进,可家里没老人的就很麻烦。母亲的同事毕姨有俩孩子,一个六岁,一个四岁。幼儿园不能过夜,她只好让俩孩子自己在家,她给孩子弄完晚饭,伺候俩孩子吃完,就赶紧去加班。怕孩子晚上睡了他进不了门,敲门声太大又怕影响邻居休息,就在孩子手腕上栓一根绳子,将绳子从门缝那顺出来,然后让孩子插上门,带着这根绳子上床睡觉。她半夜回来时就拉一下绳子把孩子弄醒起来给她开门。
母亲没参加过大炼钢铁,但很多男同志去乡下炼过钢。城里也有办大食堂的,我大舅那个大院就办了个大食堂,可不到两个月就停办了,因为超出了定量,再办下去就没饭吃了。母亲被下放到和平商场后,上班就远了很多,每天要坐有轨电车去上班。后来,在父亲同事刘大爷的帮助下,我们家搬到离太原街很近的那个日本人建的圈楼里,这个大院解放后成为省直机关宿舍,文革时起名叫五七大院,我们家后来一直住在这个大院里,直到父亲去世。这个大院有我太多童年和青春时期的记忆。这个系列完成后,如果我有精力,也许会写写这个大院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的温馨,有的悲惨,更多的则是平凡而独特。
大跃进的时候,父亲基本不在家,有时去内蒙买马,一去就是一个月不止。那时,农民种地拉车用的马都是供销社从内蒙买来的。小时候父亲给我讲过贩马的程序,由于放养的马都很瘦弱,所以从牧区那买来马后,先要集中到一个火车站附近地方进行清洗,防疫检查和精料喂养。最快也要两个礼拜才能上火车。到了辽宁各车站后,接站的人会再次将马匹集中隔离、防疫和喂养,大约喂养半个月左右才开始卖给生产队。所以贩马是供销社最辛苦的工作,要常年在外出差,风餐露宿。大跃进期间,为支援农业生产,供销社更是加班加点四处出差为农村提供生产资料,所以,母亲说,大跃进那一年,我父亲基本不着家。
大跃进闹腾了一年,五九年年底时,国民经济就出现了问题,随后,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困难时期我都记点事了。有些事我印象很深,印象之一是父亲单位组织打猎,也不知道出去多少天后,有一天父亲蓬头垢面、胡子啦扎地突然回来了。一进屋就冲我母亲嚷:赶紧过来,帮我挠后背,痒死我了。父亲脱掉外衣和背心,母亲一看急的叫了起来: 你都要被蚊子吃了啊!我跑过去一看,父亲后背上密密麻麻全是蚊子叮出来的大包。父亲嫌母亲挠的太轻,不解痒,就让我用手指甲按,我就把那些大包挨个用指甲按出一道道深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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