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69）

（续）第七篇 欢乐与成功同在，遗憾与教训同行 —— 我工作与生活中的“得失”

上世记八十年代到西南财经大学参加工作之后的几件事也很使人记忆犹新，第一件事是组建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记得是1985年中吧，当时一位担任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的庞姓老师找到我，探寻能否由我出面去协调组建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这位庞姓老师虽然担任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但一直对研究数量经济情有独钟，他在全国数量经济研究领域也有相当的影响与地位，而数量经济也是我研究的专业方向。

此时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的筹备也有一两年时间了，但进展不是十分理想，好像几个主体单位的意见不是很一致，全国数量经济学会是委托这位庞姓副校长组建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的，所以他对组建学会的事一直十分关心，之前学校统计系也曾有老师跑过此事，但最后是事倍功半成效甚微，我那时在学校刚刚组建的经济信息工程系，庞姓副校长希望我能够接手此事，尽快把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筹建起来。

基于很多原因，我答应了这件事，接收后发现这个事果然有些麻烦。当时筹建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的有这么几个主要的单位：高校有西南财经大学和四川大学，科研单位有四川省社科院，政府部门有省计划经济委员会与省经济信息预测中心。高校和科研单位比较好协调，大家的意见也比较一致，四川大学和省社科院也比较认同西南财经大学，因为无论在川大还是省社科院，经济研究特别是数量经济研究并不占主流，所以他们还是很赞同和支持由西南财经大学出面筹备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

比较麻烦的是那两个政府部门，他们对西南财经大学到没有什么意见，也很认同由西南财经大学出面主持此事，矛盾主要发生在这两个单位的之间，主要的症结是学会成立之后是挂靠在四川省计划经济委员会经济研究所，还是挂靠在四川省经济信息预测中心，双方的主要人员都希望把学会挂靠在自己单位。如果把学会挂靠在西南财经大学，这两个单位也没有什么意见，但庞姓付校长还是反复强调学会最好挂靠在政府部门，因为学会如果要务实，挂靠在政府部门才能得到项目和经费的支持。

于是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这两个省级单位的协调上，其实主要是这两个单位中一位章姓一位漆姓的处级干部身上。这两位干部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年龄和我相仿，都在从事数量经济的实务研究，经过多次交流洽谈协调，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挂靠在省经济信息预测中心，由当时分管四川省经济事务的蒲海清副省长担任理事长，四川省经济信息预测中心主任担任秘书长，两位章姓和漆姓处级干部与我三人担任副秘书长，秘书处设在西南财经大学负责日常工作，也就是我成了事实上的常务副秘书长。

如此经过近半年的努力大功告成，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在1985年年底正式成立，召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暨学术讨论会，我担任学会事实上的常务副秘书长近五年，期间每年都召开了一次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

事后回想起来，庞姓副校长找到我协调此事应当是有备来的，他其实很知道这两个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与分歧，他希望我能够做的就是去弥合分歧化解矛盾，也许他当时对学校人手的观察中，认为我更适合于从事此事。事实上确实如此，在协调此事的过程中各方意见的不一致确实使人感到很棘手，但我毕竟在政府部门工作过，对于政府部门的运行机制还是比较了解的，也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运用西南财经大学的影响力，所以这个事在拖了近两年在我接手后，用了半年时间最终还是得体的解决了，从个人的角度应是一次综合能力的展示吧，所以成功之后还是特别的沾沾自喜，特别的高兴和愉悦。

再有件事就是从86年到88年，我连续组织了好几届从全国各地财经院校来的数学老师到成都参加各种会议，主要是教材编写会。上世纪80年代全国经济院校的数学教学发展很快，因为经济类硕士研究生的升学必考科目之一有数学课，所以各校的经济数学的开设日益规范，逐步形成了以《微积分》、《线性代数》、《线性规划》与《概率论及数理统计》四门课程的经济类数学教学体系，编写适合经济类专业教学的数学教材的需求也应运而生。

1986年暑假，我到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参加了全国经济院校经济数学学会的年会，在会上与几所财经院校数学课程教学单位达成共识，大家共同合作编写财经类院校经济数学教材。除了教学的需要外，这个时间全国各财经院校的年龄在40~50岁的数学教师们正处于申请高级职称的高潮中，报批高级职称需要他们至少有编写的教材作为教学和科研的成果，这种需求的急迫性促使我们达成共识在1987年9月新生上课时编写出版一套经济数学教材，从时间上来讲应当是很紧迫的了。

1986年十月，我在成都组织了有全国十多所经济院校四十余名教师参加的教材编写会。当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组织这种会议最大的困难有两个：一是与会人员回家的飞机票与火车票的购买；二是会议的费用如何筹集。第一个问题放在后边我在成都组织全国经济院校经济数学第二次年会叙述，这里先说说第二个问题。

前边曾经谈到过一件事是我在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工作时组织负责全区商业工作会议和财贸工作会议会务的事，当年的会议地址茶店子旅馆我很熟悉，它的经理、管理人员、客房和餐厅的服务人员都是当年同我一起参加工作的下乡知识青年。1986年正是国营商业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双轨制中经营困难的时期，象茶店子旅管这种国营商业一方面失去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种会议的收入资源，另一方面多年的国营经济体制带来的工作习惯又使他们面临市场很难开辟新的客源。

于是我把我的会议地址放在了茶店子旅馆，并且从第一次开始先后在这里召开了数次不同规模的会议。因为与茶店子旅馆的所有员工都有十分密切和融洽的关系，这些员工朋友成了我在这里召开各种会议的会务组成员，他们从各个角度为我所组织召开的会议服务，这种基于友谊关系基础上的服务，让所有参加会议的来自全国各地财经院校的与会者们都感动好奇惊讶，大家是不好想象一位西南财经大学的老师是如何会与旅馆员工有这种奇特而和谐融冾的良好关系的。

这一点与会议费用有什么关系呢？也就是我在这里率先启动了后来全面进入市场经济后多数旅馆酒店都广泛使用的“吃床脚”方法。要组织出一个高质量的有后劲的会议，除了会议本身的质量外，有几个会务问题要解决好，那就是伙食、旅游与会议礼品。但这些问题要解决好都是需要钱的。不可能收太高的会务费，除了太高各校老师们回去报销会有难度外，参会老师们的感觉也不会好。但是当年的会议差旅费中的住宿费在报销上比较随和方便，于是我与茶店子旅馆那些当年的伙伴们商量好，从住宿费中拨出一部分经费用于伙食、旅游与会议礼品这三项开支。

会议效果相当的好，我事先与教研室的老师们提前准备好《微积分》、《线性代数》、《线性规划》与《概率论及数理统计》四门课程的编写大纲，所以使得会议开得十分顺利，教材编写的分工和为了赶在明年9月使用的这个时间节点出书的工作流程也很快的得到大家的确认。剩下的就是组织大家去旅游了，这四十多位老师多数都是第一次来成都，所以我组织了他们二次旅游，一是去游览青城山都江堰，二是市区内武候祠杜甫草堂等景点游。

会议的伙食也是特别的好，因为有“床足”可吃，再加之成都的物价当年属全国最低，还有就是茶店子旅馆我当年那些厨师伙伴们精心烹饪，会议伙食好得让参加会议的老师们难以想象，他们根本无法想象交的那点会务费会有如此好的伙食享用。更为重要的是临走时赠送给他们的会议礼物记得是那么几大件：一个皮质的可背可拉的旅行箱，一个腌猪头一大块腊肉还有5斤香肠，可以说来自各地的老师们带着极好的口碑回到了家中。

会议在当年能组织的这样，应该是个奇迹了，这之中对我来讲就是各种关系的整合。比如茶店子旅馆，那种全体员工都是我的会务组的成员使参会老师们犹感吃惊，在这些员工一口一口呼喊“小许小许”声中，这些与会者明白了我不仅是西南财经大学的老师，更是这些员工们的朋友。

去旅游的大巴车是由西南财经大学车队提供的，尽管我也付了费用但相对是很合理的，提供的服务也尽善尽美，这实际上是与我多年来与车队队长和员工们的良好关系有关，当然购买返程的车票和机票也是用的西南财经大学的资源，但这种资源不是一种行政式的，而是我个人与当年西南财经大学负责这份工作的具体工作人员的友情再加上必要的激励，这一点我会在后边详细谈到。 当然这套教材在第二年的9月前按时出版了，这是后边要写的另一段故事。第一次会议的成功，让我在后来的几年中几乎每年都要在茶店子旅馆举行类似会议，促进当时我积极努力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这种会议的组织成功应当是个人各方面能力的一种展示，这种能力既包括教学科研业务上的，也包括会务组织上的，这种多方面的成功必然会带来个人由衷的高兴欣喜与愉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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