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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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第十篇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我所经历的七个年代回眸

因为要讲阶级斗争，阶级出生也就是阶级成分便被突出来了，这成了压在青年人特别是青年学生身上的巨石，至少是思想上的枷锁。当年的成都七中也像所有的学校一样，学生们依家庭出身与阶段成分自然的形成了几类：出生好的红五类，出身不好的黑五类，以及夹在中间的麻五类，麻五类中不少是知识分子子女。

为了让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接受教育和改造，当年有一个提法十分普及：“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这应该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青年学生中的一个痕迹和表现吧。好在成都七中毕竟是一个优秀的省级重点中学，尽管学子们出生于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家庭出身与成分，但在接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教育上还是很“有教无类”一视同仁的，大家都在这所优秀的重点中学中吮吸着知识的精髓，让学生们感到有压力的是对各自的前程和发展的思虑。

我的情况比较复杂，仅就家庭成分我是工人出身，似乎很不错，在1957年反右斗争时父亲讲的那些错话被内定为工人中的右倾思想，正是因为是内定，又没有宣布什么，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知情。于是问题来了，有关方面总希望我自己把这个问题讲出来并有该有的认识与批判，但我自己并不知道实际的具体情况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这里就要说到恩师谢晋超先生了，在那几年与他相处的日子中，除了在他那里得到数学学科知识方方面面的提升外，使我格外感恩的是谢先生从不与我讨论那个让人烦心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他以他的行为潜移默化地告诉我，许仁忠你就一门心思的认真学习功课吧，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些父亲的事情其实不是一个值得忧心的事情，这句话谢先生从来没有对我讲过，但我又心知肚明的知道他已经无数次地给我讲清楚了。

而另一位也是很欣赏我的学业的科任老师就不是这样了，他所讲授的学科我学习得也很优秀，对他也很佩服和尊敬，学习他所讲授的学科如同学习谢晋超先生讲授的数学一样让我也受益匪浅。但不同的是，这位先生三天两头地找我谈话，以他惜才的师长身份，循循善诱的给我讲了很多道理，我也明白他希望我能在父亲的事情上有所态度，但我确实对情况不了解，所以他期望的事情我也无从谈起，这实际上成了他与我之间的一条抹不去的阴影。

当然值得庆幸的是我确实在那几年高中学习中放开了所有的顾虑和忧心，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放在了学习各个学科的知识上去了，在成都七中接受的那几年十分全面的基础教育，各个学科特别是数学和语文所吮吸到的知识精髓，无疑对于我后来几十年的人生起伏与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从1963年进入成都七中开始，因为与高64、高65两个年级的很多学长联系和往来密切，我参加了这两个年级在当年高考中的服务工作，当然也近距离的了解到了这两年高考中发生的很多情况，应该说在这两年的高考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烙印还是很深刻的。这两个年级的录取都执行了在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后所制定的政审标准，应该说这个政审标准是过分苛严了一些，我所知道这两个年级中很多品学皆优的的学长，他们高考的成绩实际上是很不错的，但最后在严苛的政审标准面前，因为家庭出身和成份问题几乎悉数没有被录取，阶级的烙印像一条坎一样，横在了想要上进的青年学生面前。

阶级斗争的严峻性，除了国内以“地富反坏右”为主体的阶级敌人，以及执政党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和基本上纳入资产阶级范畴的知识分子需要改造脱胎换骨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外，还有一个就是来自外部的敌人。各方面一直在告诉我们，一贯的敌人美帝国主义，除了仍然对我们进行封锁包围外，再就是支持逃窜到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骚扰大陆沿海，做反攻大陸的白日美梦。

进入1963年，国际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范畴中，反对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日益尖锐。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因为中苏两党在很多问题上的分歧，苏联方面就把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层面，他们悍然走了援华的专家，加重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民经济发展的严重损失。

1963年，苏联方面发表了一封《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公开化了中苏两党的分歧，中国共产党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和《红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我们刚进入成都七中读高中，就接触到了这种严峻的国际斗争，使我们感悟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不仅国内有，国际上世界范畴内阶级斗争也很严峻。

国内严峻的阶级斗争事态还在进一步的发展，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署名为姚文元的长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其紧锣密鼓上下呼应的状态让人的心弦绷得更紧，进入1966年4月，北京的《北京日报》掀开了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批判，使人感到中国大地上将要发生一些大事情。果然，到了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一篇大字报，第2天人民日报在登出这篇大字报的同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十年浩劫拉开了它的序幕。

受到损害最大的应该就是我们高六六级的高三中学生，我们已经接受完了优质的基础教育，正踌躇满志的期盼着迈入高等学府，但是一场大革命使这一切都成为子无虚有，高考先是被推迟后来就被取消了，大学的门向我们关闭了。

多年后的我们才明白，这是我们青年时期一次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损失。为什么这样说呢？与比我们长一岁高一级的高65级相比，一年之差带来的是天壤之别：政治上他们在大学毕业分配后成了国家干部，而我们却是下乡知识青年或者城市无业者；经济上他们能享受相当于五级工的行政22级工资收入，而我们在靠爹娘养活多年之后，后来即便被招工回城工资也就是一个二级工；至于文化上那就不摆了，你能想象一个大学生和一个中学生的差别吗？

这些都是后来才逐渐悟懂的事情，而当年的我们确是满腔热诚义无反顾的投入了那场大革命，应该说几乎是所有的青年学生都信进去了，都以为那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在深信不疑的革命教义面前，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冲锋陷阵，当然同时享受着长达两三年的红卫兵的殊荣，在经历了多次反反复复的斗争之后，直到1968年秋夏，当浩浩汤汤的产业工人大军在解放军的支持护卫下迈进校园接管了学校，当工宣队和军宣队成了学生们的直接领导的时候，大家才明白其实我们什么也不是，不过是一介书读得并不多的学生而已。

当然浩劫年代发生的种种事态也使大家在思考。比如在疾风暴雨般的1月风暴夺权之后，会很快出现在四川被称为“二月镇反”的“二月逆流”，戏剧般的转换经常让人目不接暇，被抓的造反派和被压制的红卫兵还没有清醒过来，不到两个月时间“二月逆流”又被粉碎，天下又是革命造反者的天下了。有些事就像川剧的“变脸”一样搞笑，比如发生了武汉“七·二O”事件，革命造反者们所崇拜的谢富治王力被英雄般的迎接回了北京，但没有几天英雄的王力即被宣布因为其鼓吹“就军内一小撮”被打倒。当年不到20岁的小青年们，应该不懂得这就是政治，他们的热情和虔诚正好是政治所需要的。

严格的说，始于1966年“五·一六通知”的无产阶级就文化大革命，在60年代下半叶经历了疾风暴雨般的斗争，从初期的在学校批判各大中学校党组织领导、驱赶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到红卫兵走上社会“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当工人队伍中的造反派发动起来后，1967年初的“一月风暴”的夺权，便是顺理成章的了。遗憾的是，革命造反派队伍迅速的分成了两大派，他们之间的争斗比当年共同与保皇派战斗有过之而无不及，两派之间的争斗，由文斗发展到武斗，而最后是同室操戈枪炮相向，在这个过程中虔诚而激进的大中学生们义无反顾的投入进去，不仅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有的甚至为此付出了包括生命在内的高昂代价。

我还是比较庆幸的，尽管我从1966年6月初起十分积极的成了成都七中有代表性的造反派，但几个月后，半是醒悟到一点事态半是迷茫和犹豫，使我脱离了这支“造反有理”的队伍，破天荒的从一个激进的红卫兵成为典型的“逍遥派”，它不仅使我在当年付出的虔诚和代价比我不少同龄人要少得多，更是在后来的人生路途上因为这种逍遥的平淡为我减少了不少本来可能有的麻烦，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当时我其实也不是悟得很清楚，现在把它归咎于天命吧，天命如此！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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