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85)

（续）第十三篇 书山有径 学海无涯——我的“大学”

八十年代的最初几年，我是在紧张繁忙但又充满着欢乐与希望的读书生涯中度过的。说是紧张繁忙真是一点也不假，进入大学的时候我已经三十一岁，不久便结了婚并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一方面有大学功课的学习，同时还要料理照顾孩子的家务，由于经济收入的窘迫，也请不起全天候的保姆来照顾孩子，只能花掉家庭全部收入的60%请了两个婆婆白天带孩子，这样我才能分身去学校读书。紧张繁忙到什么程度呢？清晨一大早就得起床，抓紧给孩子洗漱后请两位婆婆接走，来不及清洗孩子的衣服尿布等便匆匆赶往学校，下午放学后回到家里，得抓紧做好晚饭，吃过晚饭后不久两位婆婆便把孩子送回来了。好在当时住的是平房大杂院，邻居就有七八家，两个小男孩很是可爱，邻居们晚饭后都来抱着孩子玩耍，这时才有空把早上没有来得及处理的孩子的衣服和尿布等洗刷出来，邻居们把孩子送回来后得哄着他们睡觉，只有当他们睡着后我才能进入学习状态。

尽管很紧张繁忙，但却应了那句话，累并快乐着，日子过的很繁忙很累，但内心却很充实十分快乐。快乐的出发点是对未来的期望，每当憧憬到大学毕业后可能有的新生活时，快乐便油然而生，当然大学班上的学习生活也让人经常与快乐同行。当年的大学班上，同学们年龄差异很大，像我这样老三届高66级的进入大学都三十一二岁了，而正在读高中的同学考进来时年龄很小，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与无忧无虑的他们在一起还能使人不快乐吗？都说77、78级是读书最优秀的两届，其实在我看来更优秀的是我们的老师，在经历了10年浩劫的磨难和“赋闲”后，我们的先生们更想把他们掌握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们，更想他们的弟子尽早尽快成才。大学四年中给我们讲授课程的先生不少，其中给我们授课时间最长也最受学生们尊敬和喜欢的是给我们上分析课程的康世焜先生。

康先生从大一起就给我们上数学分析，这一上就是两年，数学分析课程结束后他又接着给我们讲授实变函数论，所以大学四年康先生就给我们相处了三年。康先生和蔼可亲是那种易于接近的师长，同学们都很尊敬他但更喜欢他，待人上和蔼可亲但教学上却是十分严谨严格，到大三上实变函数论时，更是采用的全程英语教学，教材是国外英语原版的，课堂讲授他用英语，我们的作业完成也用英语，这种全程英语教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康先生学识的渊博扎实。因为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加之又负责着数学系学生会的工作，而我也曾一度住家在成都工学院，诸多原因使我与康先生交往甚密，有点那个忘年交朋友的味道。康先生对专业十分的执着，对函数论课程十分专注，这种专注应该成了一种酷爱，这从他的儿子后来也成了我们的学弟并且子承父业专攻函数论可以看到。

说到的这个学弟他叫康波，我毕业后分配到了四川财经学院就是现在的西南财经大学，康波毕业后也到了西南财经大学，这时康先生专程到西南财经大学找到我，直截了当的给我说，康波来西南财大就是一个过渡，需要有两年的时间复习功课考实变函数论方向的研究生，让我要多给他点时间准备研究生考试。当时我已经在负责教研室的工作，这点权利还是有的，既然是康先生开诚布公的说到了，我就照办就是了：康波在西南财大待了两年，工作岗位是给我当助教，没有安排他上课，这样他就有充分的时间复习功课准备考研究生了，我也算圆满的完成了康先生的嘱托尽了学生之谊。

在成都科技大学读书的四年中，除了在各方面都很关心我的毕老师是我大学期间的一位贵人外，数学系系主任王荫清教授是我读大学期间的另一位贵人，如果说毕老师是在我的入学和毕业分配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外，那王先生主要是在学术方向上给我的指点让我终身受益。作为系主任的王先生特别忙，所以我和他交流的机会并不多，个子高大的王先生性情豪爽，快言快语让人觉得沟通和交流都很流畅。尽管交流的机会不多，但王先生一直对我很关注，有机会就给我进行业务上的指点，我和他的交流基本上都是学习和知识上的，所以对他的印象和观点他就是一个学究，而我就是喜欢和这样的人打交道，就像当年在成都七中与谢晋超先生一样。当然说他是学究也并非是不食人间烟火，他其实对我的生活方面也还是很关心的，因为他也有一对双胞胎，他自然知道我带着一对双胞胎读书的艰难，所以当年毕老师与各方面协调让我以临时打工的形式取得一些日常生活补贴吋，他是十分支持并也给了相应的帮助和协调。

大约是大四的上学期未吧，有一天王先生突然找到我，还费了比较多的时间与我说到了《模糊数学》这个新颖的数学分枝，让我关注一下，并且给了我一些模糊数学的资料。其实模糊数学这个数学分支，是上世纪60年代才诞生的，王先生让我关注时的生命周期还不到20年,进入中国的时期就更短，只有短短的几年。于是按照王先生的指点，我首先用他给我的资料入了门。这个入门对我后来的发展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因为模糊数学它就是研究那些传统的经典数学不好进行数学描述的客观世界中的模糊现象，经济管理中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模糊现象就太多了，所以当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财经学院后，入了模糊数学门的我在这方面可以说掌握了一门能很好研究和处理经济管理中模糊性现象的工具和利刃。

我在四川财经学院学报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1983年，论文题目就叫《商业企业经济效益的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同年到广州去参加了全国模糊数学学会第二次年会，因为模糊数学终究是一门理工科学科，参加会议的人多是理工科的，用它来研究经济问题的人更是凤毛麟角，而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我用模糊数学来研究国内经济管理中的模糊现象，对各类经济管理中的模糊现象进行数学描述和处理，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我在1984年七月参加的由人民银行总行货币司和金融研究所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召开的对当年货币发行的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是《货币流通必要量计算的模糊数学模型》，这篇论文后来在全国性一类刊物《金融研究》上发表。1987年接受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委托进行的国家重点课题《保险总准备金的适度规模》研究，用模糊数学方法提出了一个保险总准备的适度上限和下限，论文《保险总准备金适度规模的数学模型》发表在1987年《财经科学》第六期。多年的研究成果最终在1987年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模糊数学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这本专著。

我大学毕业分配到西南财经大学后，王先生也给予了我很多工作上的支持，1986年到1989年我主编出版了多套《经济管理数学》教材，都是由西南财经大学的教授吴怀先生和成都科技大学教授王荫清先生主审的。我后来受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庞浩教授委托具体组织“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时，王先生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还是那句话，一个人年轻时候的贵人可遇而不可求，我能在成都科技大学读书时得到毕老师和王先生二位贵人的关心和指点是一种缘分，他们对我的支持和帮助使我终身受益，让人终生难以忘怀。

我在1982年6月分配到了四川财经学院，首先的感触是经济上的窘迫和压力有所缓解，其实是有了很大的改变，一个月之间工资就升了三级，原来的二级工成为行政22级也就是相当于五级工，可以让人稍稍松一口气了。到四川财经学院不久，学校工会聘请我去给它组织的提升职工文化程度的数学学习班上课，虽然聘请时工会的干部一再委婉的表示因为是给校内干部上课酬金不会太高，以我当时的经济状况和需求，知足常乐使我对课时费也是相当的满意了，特别是由此结识了学校内一大批在职的青年干部，让我在四川财经学院的方方面面得到了很多方便和帮助。而尤为重要的是我有了我所喜欢的新的职业，那就是高等学校教师，那是浸润在大学多年所观察和认识到的我最心仪的一个职业，也最适合我既不愿管人更不愿被人管的心性，那是一个自由度很高的职业，主要特点是无需坐班，更令人感到惊喜的是我一进入四川财经学院，便得我的又一位贵人的指导和帮助，他就是四川财经学院的数学教授吴怀先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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