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十七篇 赤橙黄绿青蓝紫——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
有了读书期间关于聊天交流的锻炼，为我日后再与外界的沟通交流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这一生中与人沟通交流聊天的对象中有两个群体，这两个群体实际上处于两个极端，一个是有一定地位的或者说就是领导吧，另一个就是在我工作环境中一些所谓“小人物”，我用不同的情感和方式与这两类人交流，都能获得聊天的愉悦。与居于一定的领导地位也就是有权人的聊天，始于我在蒲江县大塘公社插队当知青时公社党委郑书记，与他的聊天是开始于1971年七月我和他一起参加的蒲江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一天枯燥的会议结束之后，他会以当地人的身份带着我在蒲江县城溜达，肯定是当时边走边聊的对话引起了他对我的兴趣，会议结束之后他居然让我今后有空就多到公社去找他聊天。从那个时候开始到1972年一月他把我推荐招工回城的半年中，记忆中我确实只要有空就到公社去与他聊天，有时居然一聊就是半天，话题主要是北京成都的当年文化大革命历史情况，而这一方面确实是我的长处，因为我太了解它们了。我确认和他是通过聊天达到了“君子之交”缘分的，这从他后来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让我在仅仅在农村呆了严格的说还不到一年的状况中，确实是运用他的权力把我招工“弄”回了成都。
后来与领导们的交往主要是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上世纪70年代那个扭曲的环境中，我同一批包括金牛区委常委书记在内的领导有了特别信任的良好关系，这种关系的多数都是通过聊天建立起来的，当然也有是因为我特别出众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状况造成的。与他们的聊天话题很广泛，不过主要还是围绕着当年金牛区财贸商业系统工作环境的情况和状态的来进行的，能够把聊天持久有趣的进行下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聊天中我确实很清楚他们心中想的是什么。上世纪80年代我在西南财经大学工作时，应该说和当时的书记校长们都有比较良好的关系，除了还是因为工作能力和状况外，聊天也是建立良好关系很重要的一种促进。
与这些领导的聊天或者说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在我这一方面绝对没有什么功利的观点和需求，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能有良好的聊天基础，当年的政治环境很复杂，没有这种基础那些居于领导岗位上的人是不可能与我聊天到如此之深的，他们正是知道我是无欲无求的，也就没有什么更多的顾虑了。其实在和这些领导们聊天的过程中，我在潜意识深处真的是认为我与他们是平等的，只不过他们处于领导的岗位上而已。人与人从本质上来讲是平等的观念我觉得是刻入了我骨子里的，如果说要寻求它的发生发展的萌芽阶段，应该归咎到儿时与那个罗家特别是罗家三位哥哥姐姐的相处。当年实际的情况是罗家是富裕之家，无论是罗家长者还是三位小哥哥小姐姐都是极有教养值得人敬仰之人，但他们对我当然也包括我的母亲没有一点点的另眼，对我这个小弟弟特别的关爱，还有就是一口一个“惠姐”的称呼我母亲，应该是从哪个时候开始，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理念就在我心里生根发芽了。
人与人是相互平等的这种理念在我内心是根深蒂固的，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有很多草根朋友可以聊天交往的基础，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在与草根朋友的聊天交往过程中能夠带给我的愉悦，比与领导们聊天交往时要多一些自然一些。所谓的草根朋友其实有着他们在外人看来不易发现的优点其实是优势，他们一般都比较低调，甚至有一种拒人于门外的味道，但你真与他们达到无话不说的状态，你会发觉他们其实是很有趣也很值得交往的。成都七中读高中时以及上世纪70年代在金牛区工作时，都有着这样很好的朋友，他们在当年那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中能够带给你的慰藉与愉悦，是十分难得和难能可贵的。我想只要有一个平等待人之心，人世间是有着很多可以聊天可以交流之人的，仅管从表象上看来他们好象不很出众，好象与你有一定甚至相当的差异，但他们都能成为你真挚的朋友。
这些所谓的草根朋友，用“草根”来表示其实是不大妥当的，我并不是说他们就是通常意义下大家所理解大家所认为的草根，只是想说这些朋友他们在与我相处为朋友时，与我彼时的情况有些相异，他们中的多数人还是颇有层次的，或者颇有些一技之长。在我生活和工作的不同阶段中，他们甚至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群体，在不同的时间阶段中给了我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比如上个世纪70年代我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时，因为很多特殊的或具体的原因，我晚上是住在局机关的所在地茶店子的，那个枯燥的年代时间还是不容易打发的，而我也是因为很多特殊的原因晚上几乎无事可做，这个时候局机关中几位打扫卫生烧开水及煮饭的炊事员工人师傅，还有就是当时工业品经理部组装自行车的一些工人师傅，都成了我极好的朋友。他们也是晚上不回家的，我们除了在一起聊天外，就是打一种叫“乱戳”的长牌，这种古老的中国式“扑克牌”玩起来它还有一定的技艺性，个人觉得它比现在我们大家打的血战到底的麻将牌要更有技术性些因而也更有趣些。
也是在上世纪70年代，因为我有两位至好的朋友在国营茶店子旅馆工作，一位是经理，另一位是客房服务员，所以我也经常在那里玩耍，有些时候也是工作。这个国营茶店子旅馆是新组建的单位，主要是为金牛区政府各种会议服务，管理上隶属于金牛区商业局，组建的时候由商业局发出通知，让所管辖的二十个供销社各推荐出一位优秀职工到茶店子旅馆工作，商业局低估了各供销社主任的自私性，被推荐出来的员工优秀倒是优秀，但都是一些不太好领导的刺头，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我的朋友。十多年后上世纪80年代我组织了不少全国财经高校的老师来成都召开各种学术业务会议，这个茶店子旅馆就成为了我的据点，因为从经理到员工都是我当年的朋友，所以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好解决。首先需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是会议经费问题，当年那个特殊的财务管理背景，要想组织出一个高质量的会议费用上总是捉肘见襟的，我和我的经理朋友以及具体操作的员工朋友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让与会的老师们都感到特别满意。
当然还有就是会务服务的问题，当年无论会议的规模有多大，参加会议的老师们发现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操持。刚来的时候大家都感到很惊奇，后来老师们才发现这个旅馆的几十名员工，从领导到客房服务员到餐厅炊事员，都是我的会务组工作人员，他们在会议中需要解决的任何问题，整个旅馆的任何一个员工都会在第一时间给他们解决得很满意。这种全方位高水平的服务，加上解决得很好的会议经费问题，使得我所组织的这些会议都取得了圆满成功。因为会议的成功增加了老师们对我的信任度，会议要解决的业务工作问题也得到很好的推进，这让我感受到了十多年前这批草根朋友的友谊对我工作的支持与帮助。
这种工作中的群体朋友还有好几个。比如上世纪90年代，我在下海经商的时候就结交了一大拨这样的朋友，那几年也就是在与这帮朋友的交流中渡过的，当然无论过程和结果都有点在商言商的味道，做生意嘛当然是各取所需了。这拨朋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当年成都七中一位校友的大学同学所创建的一个公司中分离出来的，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在那个公司工作，后来便分道扬镳各自办了自己的公司，我一直和他们相伴了多年，当然也有这批朋友所带来的一批新朋友。这些人说起来都是生意人，但他们在各自的某些方面也颇有造诣，与他们聊起天来还是感到特别有趣，当然在聊天的过程中也增进了相互的了解，从而也促进了各自生意的发展。
比较遗憾的是这些朋友创立建办的公司，在当年那种不算特别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虽然都有过自己发展的辉煌期，但最终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当然主要是市场环境的原因，导致他们最终也创业失败，多数都在不太好的市场环境中无疾而终。这不能说这些朋友欠缺经商的经验和才能，他们其实在各自的经营范畴内都是行业的行家里手，只是当年市场经济竞争的环境太过严酷激烈，他们创办的公司都比较小，在惨烈的市场竞争下自然也就多数都无疾而终了。有一个不是很准确的统计数据，讲中国的民营中小企业平均生存时间只有两年，由此可见市场的环境确实很严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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