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303)

(续)第十七篇 赤橙黄绿青蓝紫——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

上世纪70年代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时,虽然有好几年的时间,但有兴趣和激情的时间只有三年。我是1972年底去的,当时是从石羊供销社借调到局里边,主要的工作是参加组织一个全区供销系统的文艺汇演。汇演工作完成后,我被安排在局办公室,这一年基本上是跟着直接领导办公室主任熟悉工作,最核心的就是跟着他学习起草那一年的商业局全区商业系统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份工作报告的框架是他与我共同讨论形成的,提交给局长办公会议的工作报告提纲是由我执笔的,但最后整个工作报告是由他执笔完成的。在熟悉了商业局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后,有两项工作引起了我的兴趣,一项是编写商业局一直有的《工作情况简报》,另外一项就是局里新购进的一台中文打字机的编排。

我很快就把那份《工作情况简报》工作弄得让各方面都对我刮目相看了,这也恰恰是因为我对这份工作有自我的一些兴趣所致。每一份简报都要从采访做起,这就需要我经常往下边二十个供销社跑,而这是我很乐意的,一是可以结交下边供销社中很多员工当然也包括领导,二是走出去离开了局机关自由度就很大了。至于那台中文打字机的编排,最初也是由编写的《工作情况简报》引起的,为了让简报尽快发出,我便开始自已打印,这让我和中文打字机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在当年生活内容匮乏的情况下,编排这台中文打字机还真的成了我某种兴趣。

在金牛区工作的兴趣主要产生于1974和1975这两年。1974年办公室主任下乡去了,局里边的文字工作便由我在担任,当然还有很多没人愿管的杂事。那一年全区商业工作会议的报告是由我独自起草的,因为在那一年一个偶然的原因使我成了《成都晚报》的通讯员,使我对新闻采访工作产生了相当的兴趣。也是在那一年一些没得人愿意管或者敢管的事情,莫名其妙的被我接受,其实说莫名其妙也不全对,某种程度上还是我产生了一定的兴趣才去承担的,比如高档缝纫机自行车的分配,当然高档烟的管理是区委管财贸的副书记直接交给我的。

因为1974年政治上一个大的事情就是批林批孔运动,那也是被压制了几年的造反派反攻回来的由头和机会,这使得当年曾深度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我在冷眼看这些造反派如何动作的同时,也根据自己过往的经验深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产生了不要让这些造反派和当权派把矛盾弄得更深最终不能化解的想法,从来引发了对那一年各项工作在错综复杂局面上的某种个人兴趣。

1975年该我下乡参加区委的基本路线工作队了,首先感到意外的是那一年全区商业系统工作会议的报告居然还是我起草,这也算是对1974年工作兴趣的一种延伸吧。1975年在胜利公社的很多工作对我是有相当的挑战性的,当然也自然而然的引起了我的一些兴趣,喜欢挑战的天性加上个人的兴趣使得我把1975年的工作做得很惊艳,除了是各方面对我刮目相看之外,我也结识了后来成为金牛区一把手的陈佐国副书记,这是一位有相当人格品味的领导,当年没有想到与他在这一年建立的友好关系在将近20年后居然得到很好的运用。

当1975年工作结束我回到局里边后,已经是动荡不安的1976年,而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在金牛区的工作已经达到了一个顶点,工作的兴趣和热情已经没有了前两年那种探索精神。运气比较好的是这一年碰到了把兄弟招回成都工作的机会,于是我便在这一年中运用前几年在金牛区工作积累下来的优势,全力以赴的为兄弟和妹子办了当年我认为该我这个兄长去办的事情。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虽然在金牛区工作长达七、八年,但真正有兴趣的时间就是二、三年,印证了我的自我评价。

这种三年兴趣与热情的自我判断是很符合我的客观实际的。上世纪80年代我从成都科技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四川财经学院,也就是现在的西南财经大学工作,从1982年6月到1988年底这六、七年的时间中,我的工作兴趣和热情主要在1983和1985这两三年中,首先是教学,确实如同在大学毕业分配时我估计到的那样,经济类数学比理工科容易得多,当然如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主要是文科学生的经管类大学生不再畏难数学,还是让我很有兴趣的研究了一番,在如何让经济类大学生喜欢上高等数学课程上我还是下了一般功夫的。

因为有分配到四川财经学院之后通读了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书藉的基础,我在科研上也很快见到了成效。科研的方向就是经济管理问题的定量化,在发表了不少论文后我在1984年接受和完成了人民银行“货币流通必要量研究”课题,之后因为这个课题的影响,又接受和完成了保险总公司国家级科研项目《保险业研究》的子课题《保险总准备金适度规模研究》,这使得我在科研上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在这期间也撰写出版了一些专著如《模糊数学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保险费计算的理论和实务》、《数学规划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等等,还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论文。

在进入1986年后,自我感觉到这一波在教学科研上的兴趣和激情有所降低,从1986年到1988年底我下海经商,我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一些事务性工作上,比如筹建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比如组织全国财经院校的老师们编写教材等等。是不是在数量经济的科学研究上出现了人们常说的“江郎才尽”我虽不敢肯定,但兴趣和热情降低了是不争的事实。当时影响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比如已经在西南财经大学工作五、六年了,更要命的是年龄也在四十岁左右了,但职称的晋升似乎希望不大甚至有点渺茫,因为还有更多的老教师在等待与排队,年过40的我们还被称着青年教师。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就是来自社会方面的诱惑,80年代的后半叶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很快,市场经济体制中赚钱的效应也影响着知识分子,收入的差距也很难让人静下心来潜心教学科研,当年盛传的“造核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笑谈可见一斑。多种因素影响下,我在1988年底也步入了市场经济,通俗的讲就是下海了,当然我没有像其他更多的老师一样辞掉西南财经大学的公职。回头看80年代在西南财经大学的六、七年中,真正有兴趣有激情的工作时间就是1983年到1985年的这两三年,说明我的自我评价还是有根据的。

从1988年底下海到新世纪回到西南财经大学,这十年多的时间我都在商海中游弋,时间也是比较长的,这中间可以归纳出两个两三年,是我工作有兴趣有激情的时间。先是刚刚下海的那两年,工作的内容是给民营企业做管理。有兴趣的原因是面临的很多东西对在高等学校里待了较长时间的我来讲有相当的新鲜感,尽管问题的内容对我来讲并不陌生,就是传统的管理问题,但问题的对象却颇具新鲜感并有相当的挑战性,所谓问题的对象指的是我是在民营企业中面对着情况各异的企业员工,以及这些民营企业所面对的各式各样的商业环境。

我服务的那个企业有些奇特,老板有相当的人格魅力,表现在他能够聚集一批人到企业来大显身手,但他自己基本上不谙生意之道,一大批称他为大哥的人都发自内心的愿意在他公司中努力。老板的这种特点使得公司多少有点务虚,这与公司员工们的务实性多少有点差异,这就需要像我这样的具体管理者要费点心思把各方面的事情都尽力协调好。这种情况让我产生出一种新鲜感继而产生了相当的兴趣,使得在比较长的时间中都在努力的探索和研究如何更好的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企业所面临的外部商业环境就更有趣了,企业是在甘孜州注册的一个很受各方面重视的公司,但它经营的重心却在成都,另外老板的至亲在海南办有企业并拥有一块价值颇菲的地产,这使得企业的经营具有跨区域性需要协调。而在行业上当时最紧迫的是协调银企关系,也就是企业与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关系。企业是典型的负债经营,几乎没有自有资金,取得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支持是重中之重。这方面的工作也是我的兴趣之至,因为这里需要建立的是客观的实际的看得见摸得着的银企关系,而不是在大学讲课时泛泛而议的书本上的银企关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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